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市名“思茅”改“普洱”何以可行？

事由：转眼间，当年“思茅改普洱”公案早已尘埃落定，而围绕这场地级市更名的是是非非依然余音不绝，一遇时机还会被“拎出来”说事。作为参与组织国家层面专题论证的主要当事人，我所持“赞同”意见并不占优势，事成之后向公众表明心迹如下——

1914.6设云南省“普洱道”，所辖10县与今“普洱市”1区9县如出一辙（原载1914年《东方杂志》第11卷第1号）。
从2007年4月8日起，云南省南部的地级市之名“思茅”归于历史，久负盛名、与当地历史文化水乳交融的地域称谓“普洱”取而代之；同时，市政府所驻翠云区改称“思茅区”，相邻的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称“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至此，一场关于思茅市应否更名的讨论似已尘埃落定，但留给世人的思考却不会限于时、空而戛然终止——

普洱茶升“温”、卖“火”了，思茅市便要改称“普洱市”，难道不是经济利益在驱动吗？与这个颇具普遍性的论点相类似，我起初也说过：“‘思茅’市来京推销‘普洱’茶，总会有些底气不足，改成‘普洱市’就名正言顺了。”犹如在幽深、闭塞山谷徘徊，当我沿着“思茅”的历史脉络追根溯源，障眼的迷雾渐渐散去，山外的一马平川遥遥在望。初始的“普洱”，究竟是“地名”还是“茶名”？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作为哈尼语的汉字译音形式，普洱的“普”指“寨”，“洱”即“水湾”，可见最初是个取意“水湾之寨”的村落，当地还有普洱山、普洱河。日后，滇南不少地方所产之茶汇聚在普洱集散，久而久之便得名“普洱茶”。若论“先来后到”，地名为原生之名，在先；茶名属派生之名，在后。因此，当地称“思茅”也好、叫“普洱”也罢，都是两个地名之间的权衡取舍，与借以为名的某种产品并非因果。当然，名称可让“物”与“地”结下不离不弃、交相辉映之缘：地名标示产品的产地，令其信誉无可置疑；产品让产地广为人知，推动当地的建设、发展。既然经济建设是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那么在地名更改时有些“经济”动机也不难理解。
有人戏说，“普洱茶”都用作地级市名了，“茅台酒”“黄桥烧饼”“道口烧鸡”以及各地的名产可否步其后尘？翻开“普洱”的家谱，其历史地位绝非“茅台”、“黄桥”、“道口”一类乡镇名可比。早在280多年前的清雍正七年闰七月丁酉（1729年9月17日），朝廷即划出云南省车里宣慰司所辖12版纳中的六个版纳设立“普洱府”，以普洱为治所（随后设置宁洱县）；至清末，普洱府辖宁洱县和思茅、威远（今景谷）、他郎（今墨江）三厅及车里宣慰司。民国初改制，1914年6月2日将滇南道改为“普洱道”，所辖思茅、宁洱、墨江、景谷、元江、新平、澜沧、镇沅、景东、冕宁十县竟与今普洱市九县一区（即翠云区，前身历为思茅县、县级思茅市）一个不差。新中国成立之初，先设“宁洱专区”，1951年4月因专署所驻宁洱县改称“普洱县”而更名为“普洱专区”。古往今来，断断续续，“普洱”充当省之下、县之上的府、道、专区、市名称一脉相承，今之“更名”不如说“恢复原名”更贴切、更传神。
思茅市的地名问题从何而来，改市前称“思茅地区”多年不也相安无事吗？自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起，普洱以南以思茅村为中心也另立为县级政区，形成纵贯二百多年的“普洱（府、道、专区）”管辖“思茅（厅、县）”的格局。1953年3月，因专员公署由普洱县移驻思茅县而将普洱专区改称“思茅专区”，系遵循国家关于专区一律冠以专员公署驻地地名的命名规则。专区之名称，只表示省级政权派出机构所在地，并无涵盖所属县、市的职责。在包括县级思茅市和普洱等九县的思茅专区，“思茅”之称的原主是县级思茅市，思茅专区仅是因“地”借名，故以上下关系明确、地名概念清楚而无纠纷。2003年10月，思茅地区（原称“专区”）改为省、县之间的一级政区——地级思茅市，将“借用”之名法定化，而县级思茅市则在改为市辖区时起用所辖乡名“翠云”。由于“市”的性质、命名原则与“地区”截然不同，如此自下而上逐级“提拔”市、区名称显然难孚众望，背离古今传统的地名“错位”导致区域、民族、经济等矛盾纷现，社会各界要求更名的呼声日益强烈。普洱——九县一区的共同代表、各民族团结的旗帜，这是历史的选择。

有人担心，思茅市与相关区、县一起更名，会不会形成当地历史的断裂？过虑了。市名若改为“普洱”，原“高配”于市、区的“思茅”“翠云”均需退还原地（区、乡），相邻的自治县“普洱”也须避免与市名重复，所以地、县两级三方必须同时更名。实施之后，“市”迎来走失半个多世纪的主人“普洱”，“区”接回被借调多年的家长“思茅”，在改设市辖区时临时支撑局面的“翠云”荣归故“乡”，可谓皆大欢喜。自治县“宁洱”本为“普洱”源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普洱府直辖区域设为附郭县，为维护府名威望而自称“宁洱”，意为“安宁的普洱”。二百多年来，它一向“顾全大局”，县名随上级政区定名而在“宁洱”“普洱”循环往复：上设普洱府，县命名“宁洱”；上为滇南道，县即称“普洱”；上曰普洱道，县改回“宁洱”；上置宁洱专（地）区，县复称“普洱”。如今，县名“普洱”、县治“宁洱”（镇）依次“高就”，若以宁洱镇改称“普洱古镇”或“老普洱镇”作为纪念与补偿，当地的历史文脉当更加厚重、清晰、顺畅。
也有人议论，一个地方更名总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不是说应保持地名稳定吗？付出代价的对与错，取决于它的“必要性”。原有的“思茅市－翠云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格局，是一种少见的、相互关联的“地名错位”，非同时更换市、区、县名称不能根治。平心而论，思茅市这一“M”形的地名调整（如下图），程序简便却一劳永逸：并未生造任何一个新地名，只是让已有地名“普洱”“思茅”“宁洱”“翠云”各归原位，把过去颠倒的“辈份”正过来、坐错的“位子”换过来，恢复各自的历史本来面目。代价肯定会有，更换牌匾、印章、合同、信封、证件、名片等都要开支，但不一定比盖座办公楼用钱多，何况这“肥水”并未流入“外人田”，相对于边疆的民族和睦、长治久安还是值得的。无形代价也有，如社会各方对新地名要有个适应过程，其实凡“创新”的事物无一例外。至于保持地名稳定，那只能是相对而言：天下万物都在运动，地名自然不会静止。倘若历代地名都不吐故纳新，今人就只能面对“夏、商、周”或“齐、楚、燕、赵、韩、魏、秦”了。正因为地名的新陈代谢不可避免，才要把科学论证建成抑制不理智更名的坚强屏障。

20多年来，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地方行政制度变革中改为地级市（简称“地改市”），而“市”的命名多简单照搬原“地区”之名，未能预料、顾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自然谈不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环顾各地，以派出机关驻地名称“小材大用”为主体的市名错位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尚未“作怪”，有的已在酝酿更名。可以说，思茅市更名不过是在内外条件作用下突出显露的冰山一角，我们无意间进行了治理“地改市”遗留地名序列紊乱的第一次成功实践。需要关注的是：这个看似孤立、偶然的地名与行政区划交织的个案结束，并不意味着曲终人散，可以马放南山；作为几乎遍及全国的共性问题，还会有多少类似的议案在孕育，甚至已悄然临近……

作者简介

商伟凡，地名学者。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国家《地名志》学术顾问、央视与民政部《中国地名大会》首季总顾问，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地理系，从事国家地名工作至今。参加相隔30年的两次全国地名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编纂，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第28次南极科学考察及第10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曾任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专业方向为地名应用与地名标准化，著有《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

原载于《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地名笔谈刊发前，经作者审定文章，特表感谢。

【亲历者说】市名“思茅”改“普洱”何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