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来倡导“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如今从事地名科学研究又何尝不需“有的放矢”“研”以致用”？多年来，每遇各方为地名难题求助，正是我辈报答国家、人民“养兵千日”之时，也为一己学识不断经受社会检验与认同、实实在在为国为民排忧解难而倍感欣慰……

例一：近代历史人物可否用于地名？

2005年的那一天，恰好是“八一”建军节。在安徽省肥西县（属合肥市）南分路乡的党政会议室，一个别开生面的小型座谈会正在进行。说是“小型”，区区8位出席者却囊括了国家、省、市、县、乡五级。除我与所属部门朱昌春外，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副处长汪晓兰及方耀明、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陈溪竹在座。议题只有一个：该乡申报更名为“铭传乡”是否可行？

我等此来合肥，本为洽谈该市政务文化新区编制地名规划事宜。为深入挖掘合肥的历史文化，特意参观新建颇具规模的“安徽名人馆”。其中展示的安徽古今名人，近代首推合肥人李鸿章，次即刘铭传。刘铭传，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人，系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洋务派骨干之一，唯其生平“亮点”待前些年央视播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电视剧方为人知。

省地名管理部门向我谈起：省、市的台办已分别向政协会议提议，将“淮军故里”刘老圩所在的肥西县南分路乡更名为“铭传乡”，县级表示完全赞成，但在市、省两级还有不同认识，希望部里来的地名专家过问一下，提出些参考意见。我提议，相关各级不妨派代表一同前往实地考察、研讨，帮助负责乡镇更名审批的省级主管部门拿个主意，好在路途不远，有半天工夫足够了。

我等与省、市代表同行，驱车40千米，在乡政府驻地刘老圩与县、乡代表会齐，先参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刘铭传故居”。据介绍，该村为刘铭传的出生地，在清末属“合肥西乡”。这个占地百亩的居家院落，系当年他从陕甘军中回乡养病所建，新中国成立以来归军队使用，不久前才通过互惠方式移交当地政府。院落仍处于封存状态，遗存的砖瓦平房均已破败，空旷之处杂草丛生，静悄悄的。

随后，诸位代表聚集乡政府，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座谈。我问道：南分路乡拟更名为“铭传乡”，目前阻力来自何方？回答是两个方面：一是现行地名法规的限制，即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规定的“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二是刘铭传当年追随李鸿章、听命于清政府，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年少时在家乡的口碑也不大好。就此，我谈了以下个人意见：

无论古今中外，人名与地名互为重要来源。“以人名作地名”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在外国地名中比比皆是，我国县市名中的“中山”“志丹”“靖宇”也广为人知。当代中国对此加以限制，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即使这样，1986年颁布的国家《地名管理条例》也是规定“一般不”而不是“不”，这就有选择、商量的余地。那么，什么是不“一般”呢？这就要看他是否具有用作地名纪念的价值和意义。

与每位先人一样，刘铭传一生肯定是有功有过，而评价历史人物重在“大节”，首先是“民族大义”。例如抗日战争，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就是民族英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台湾因地理位置而首当其冲。刘铭传对国家、民族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临危受命、主政台湾的六年——御敌不屈不挠，开发不遗余力，建设大见成效，难道不值得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推崇？为纪念这位“台湾近代化之父”，台北有“铭传”大学、小学，基隆有“刘铭传路”……

——2006年2月8日，由南分路乡与聚星乡合并组建的“铭传乡”问世。几年后，安徽省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修葺后的刘铭传故居与墓园对外开放，邻近的合肥市区也有了“铭传路”“铭传山庄”……2013年3月在香港开会，我与台湾中华文化总会蔡信发先生谈起这段往事，他感慨道：在台湾，刘铭传是难得没有非议的历史人物。你促成其家乡命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刘铭传其人及故乡命名、故居修复

 

例二：此处地级市之名该怎么读？

 

记得是2009年的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长途电话：一个普通话字正腔圆的女声传来，自称是四川省遂宁市（地级）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由于遂宁之“遂”属于多音字，当地正为其究竟读suì还是读suí争执不下，故辗转咨询国家层面的有关专家。“你怎么会找到我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晁继周先生推荐的。”

原来如此——在前些年策划并具体组织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的过程中，我没少向包括晁先生在内的老一辈语言文字学者求教，也一直合作得很愉快。但要回答这样具体而又急迫的地名读音问题，即使“临阵磨枪”也需要做一番准备，哪怕是已被认定的多音字。于是，我与她约定，傍晚下班后进行电话专题采访。

本来，“据义定音”是我们以往审定地名读音的基本原则，这在一般情况下确实行之有效、屡试不爽。例如，山西省“长”治市辖有“长”子县，上下两级政区名称中的“长”各读其音，自古不可混淆——用于市名，取义“长治久安”而读cháng；用于县名，以早年被帝尧封于此地者为其“大儿子（长子）”而读zhǎng。

“川北巨邑”遂宁，其名始于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所设“遂宁郡”，取义“息乱、安宁”，今普通话读音分歧或出自当地方言影响。同时，与“长”治、“长”子的“一字多音”不同，“遂”读两音仅属“同音不同调”，这是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采用“反切”注音的古代辞书难以辨别的。若要在半天里令人信服，看来只能另辟蹊径了。

第一步，先弄清“遂”的字义与现代公认的读音。在《现代汉语词典》（1999年修订本）中，“遂”一般读suì，其义项有二：“①顺；如意：～心、～愿。②成功：未～犯、所谋不～。”另用作书面文言词语：“就；于是：服药后腹痛～止。”而读suí时，义项仅有“半身不遂”，即“偏瘫”之病的现代称谓。

第二步，再查明“遂”在全国县市名称中的读音。目前，除地级市“遂宁”外，名称含有“遂”字的县域尚有浙江遂昌、江西遂川、河南遂平。经查国家地名词典，所有这些无一例外被标注读“suì”。显然，在上述地名中表达心愿的“宁”“昌”“川”“平”，与“遂（suì）”的某个义项（如意、成功、于是）结合都是顺畅的。

当晚，相隔千里的专题电话采访按时进行。我在阐述遂宁之“遂”应当读“suì”的理由后，还不无调侃地开个玩笑：一般说来，“遂”用于地名还是读“suì”为宜，如果这里的人们不愿意“半身不‘遂’（suí）”的话……对方会心地笑了。事过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只顾谈论专业问题，竟未记下采访者的姓名。

——直到2014年9月，互联网上一篇《简论“遂宁”等地名的正确读音》吸引了我，这才意识到作者刘英就是当年电话采访中的“对方”，身份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部主任，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当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遂宁演出时，我特别留意电视转播中这个细节：面对大庭广众，主持人清晰的、自始至终的将这片热土称作“遂（suì）宁”……

 

电话咨询者所在的四川遂宁市容

例三：这个边境村名能易地恢复吗？

在吉林省东南隅，集安市的鸭绿江边，曾有过一个名曰“良民”的村落——1967年4月，中朝两国联合修建的云峰水库竣工，它被淹没在方圆102.5平方千米的碧波之下；在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后期的1981年，由易地重建村落继承的“良民”之名被认为是日寇侵华产物而改称“良茂”。不久前，生长于此的离休老干部向省政协提交《关于恢复集安“良民”地名的提案》，而“良茂”作为国务院批准的边境地名已不便更改……

如何是好呢？2011年9月25日，我在抚松县为吉林省区划地名培训班授课后，由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唐志军陪同来到集安市，试图帮助当地妥善化解这一难题。在忙碌的市地名普查办公室，得益于市文化局老局长帮助，我从1929年版《辑安县志》中查到那个沉睡于水下的“良民村”原名“良民甸”，而这时处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当然与日寇侵华后的殖民统治无关。误解误判30多年后，“良民”谜团至此澄清。

我们驱车翻山越岭，前往原良民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驻足鸭绿江边，环顾四周地理环境，右侧为云峰水库大坝，正面隔着宽阔水面便是朝鲜的山川，身后山坡上的确有个“名有实无”的村落“良茂屯”。不一会儿，当地基层行政人员也到齐了，连我在内的11人分别代表七级政区及群众自治组织：国家、吉林省、通化市（地级）、集安市（县级）、青石镇、下套村及第六村民小组。

经当地负责人指点，可见昔日“良民村”确实全部处在云峰水库的水面以下，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水库落成若干年后，被转移安置的村民有17户陆续回迁，在原村址“后山”（距水库岸边几十米）定居，先沿袭“良民村”之称，今使用“下套村第六村民小组”名号，而市政府确定的正名“良茂”仅见于官方文件和军用地图。也就是说，远亲近邻只知“良民”、不知“良茂”者大有人在。

听罢各方对于可否恢复村名“良民”的不同意见，我这样说：命名、更改、复原，分别出自某一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各有各的正当理由，都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所以，不能一遇到地名更改就认为不好，天下又能有多少一成不变的事物？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必要更改？应当更改的，即使有多少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这番话，令在场的不少人误以为我是倾向于“良民”复名的。

经深入研讨，我和与会各方达成两点共识：其一，尽管1981年将易地重建的良民村改称“良茂屯”属于工作失误，但后者毕竟是县级地方政府认可的标准地名，特别是早已作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边境地名报请国务院批准，非十分必要不可轻易更改。为此，这里的下套村第六村民小组所在村落仍称“良茂屯”，待集安市第二次地名普查后期设立村级名称标志，并正式公告社会。

其二，由于边境地名非同寻常的特殊性，时过境迁的“良民村”旧称不再异地复原。鉴于“良民村”的历史、文化意义并不因地理实体消逝而磨灭，特别是2007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句丽时期“云峰库区（集安到临江段）墓群”的组成部分，我提议：将“良民村”作为历史类地名列入本次普查范围、载入地名工具书，并在水库岸边树立“良民村遗址”石碑永久纪念。

——同年10月30日形成的《集安市良茂屯地名调研报告》，随省级地名主管机关的书面答复提交省政协，据说提案人未再固执己见。当然，若有机会，日后还想与他当面切磋……

鸭绿江畔的查阅史籍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例四：涉“国”山名能由地方擅改吗？

 

 

2012年7月下旬，初到吉林省敦化市（县级）区。烟雨朦胧中，远远看到牡丹江对岸、山岭顶端那尊坐姿大佛的背影。据介绍，这尊由海外投资兴建的“金鼎大佛”，其规模号称国内坐佛之最，建成后迅速远近闻名，成为六顶山风景区的标志景观，进而一跃而成敦化市的首选品牌——但凡外来游客到此，金鼎大佛无不是优先游览之处。

然而不久前，省级地名主管部门在此发现一个地名问题：随着金鼎大佛问世，当地的对外宣传火热，市里某领导者突发奇想，索性将六顶山风景区之“顶”也改作“鼎”，让大佛“言之有据”。不料，这个未经地名管理部门的一厢情愿，不仅看不出“锦上添花”之妙，反而在知名度不低的“六顶山”身上，平白生出三大弊端——

其一，表述混乱。不说牡丹江上的“六顶山大桥”、通往山林深处的“六顶山路”依旧，即便是“六顶山风景区”之称，也见书写各异：景区内外，以高大石碑镌刻书法家题写的“六鼎山风景区”，既标识“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也有“六顶山酒店”赫然矗立；与黑龙江省交界处的旅游景点指示牌上，“六顶山风景区 75km”更是真真切切。

其二，名不副实。驻足敦化市区向牡丹江对岸望去，一条脉状低山清晰入目，六座起伏平缓的峰峦一字排开、错落有致，陪同者指点着：“这就是‘六顶山’，名称描绘着山的形状。”鼎，固然有问鼎、鼎言等美意，人们也惯以“三足鼎立”象征稳固，然而将这些美好意愿强加于六顶山，谁又能解读画虎不成的“六鼎山”呢？

其三，张冠李戴。金鼎大佛脚下的附属设施，多刻有“六鼎山”之名，让外来人以为大佛坐落之处便是“六鼎山”，着实谬矣！步入景区正门，一条大路向前延伸，右为六顶山，左为金鼎大佛所在的无名孤山，两者界限分明。若因同处六顶山风景区内，后者借“六顶山”自称似无大碍，然而寓意精确的“六顶”如何囊括这迟到的“七顶”？

也许有人会说，一座完全处于本县级市境内的小型山地更名，按规定不须省级以上政府主管机关审批。即使这样，敦化的六顶山也应例外，因为山间还坐落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顶山古墓群。这一古迹名称连同其中的地名“六顶山”，均系国务院于1961年3月4日公布，绝非地方一个县级市政府可以擅自更改的。

何谓“敦化”？杨苍野释意为“敦品励行”“化俗图治”。于今，因“清始祖居鄂多哩城即此”（《清史稿》），敦化自称“龙兴祖地，海东盛国”。在六顶山大桥的两侧护栏上，各有一条本市的施政口号：其一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和谐敦化”；其二为“共建文明敦化，共享敦化文明”。既如此，擅改地名的是非、利弊、得失已不言而喻。

——离别前，我向当地两级（敦化市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名主管部门建议：六顶山和以其冠名的六顶山风景区，名称中的“顶”不应改变；金鼎大佛所在的无名孤山，照顾既成事实可追认为“金鼎山”……

 

例五：这部地名辞典如何定名为好？

 

1. 常州（武进）历史地名大辞典

2. 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

3. 常州历史文化地名大辞典

4. 常州地名文化大辞典

5. 常州古今地名大辞典（市区分册）

6. 常州地名大辞典（市区分册）

从以上六个候选书名择定其一，是2013年11月11日《常州地名大辞典》（暂用名）编撰工作研讨会的第一个议题。据介绍，这是常州工学院常州研究中心成立后，在老院长马树杉主持下承接当地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软件工程的重点项目，而意见分歧的书名几经讨论仍未定局。

来自外地的五位专家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三位老先生与我相识已久，东南大学的中年学者为初次见面。由于我未曾参加该项目以往的研讨，故请他们各位先发表意见。老先生们还是坚持既往观点：有的主张称“古今地名”，有的执意用“历史地名”；而中年学者则看好“地名文化”。

我的最后发言，围绕“内容决定形式（即书名）”的核心观点，运用“排他”的遴选方式展开，即：先将候选书名所包含的语词分解开来，再经逐一剖析、排除（或保留），最后推出优胜当选者：

1.“常州”与“常州市”的概念不同，前者为聚落，后者为政区，如同“上海”不等于“上海市”、“北京”有别于“北京市”一样。若用“常州市”，当指其全部行政区域，自然包括代管的金坛、溧阳二县级市；若用“常州”，所指就是常州“市区”，既不必标明设市之前的县名“武进”，也无须括注“市区”。

2. 既然本书收录从古到今、有据可查的全部常州地名（有一个算一个），那么便无强调“古今地名”或“历史地名”的必要，用“常州地名”完全可以涵盖无余。况且，“历史地名”的说法并不严谨——地名，本为历史的产物，一经发生不赘加“历史”也有历史（仅时间长短有别而已），并不能把今用地名排除在外。

3. 一般地名辞书容易繁琐资料堆砌、枯燥而无文采、零散不成体系，亟需改革编出“文化”来。常州地名辞典的创新，在于总体架构包括释义、史载、附着三部分，内容由地名的常规信息扩展到文化内涵，进而将“地名”文化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叙述既有典籍之“实”又有传说之“虚”，篇幅倍增也当得起整体部头之“大”。

因此，我在六个候选书名中首推《常州地名文化大辞典》，与东南大学的中年学者不谋而合；《常州地名大辞典》位于其次，书名简洁反而少了许多麻烦。

——不久，看到常州工学院官网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标题是《<常州地名文化大辞典>编撰工作研讨会举行》，看来书名就这样确定了。以后，书名又进一步改作《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在见仁见智中、且议且行间迎来灿烂的曙光。

常州历史文化五彩纷呈、并无逊色

 

原载于作者自著《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地名笔谈”刊发前，作者审定文章并提供配图，特表感谢。

作者简介

商伟凡，地名学者，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国家《地名志》学术顾问，央视与民政部《中国地名大会》首季总顾问，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地理系，从事国家地名工作至今。参加相隔30年的两次全国地名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编纂，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第28次南极科学考察及第10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曾任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专业方向为地名应用与地名标准化，著有《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