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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地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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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文摘 | 地名——尊重历史才有生命力
地名是一个特定的、有明确范围的空间的名称，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域范围的识别标志，是历史和时代以地理形态表现的个性符号和文化名片，因而应尽可能保持稳定。这本是常识，也是地名使用的惯例，但近年来刮起了一股更改地名之风，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需要引起什么警示？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改地名切莫急功近利
地名本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地名的使用，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轻易更名，必将带来识别的紊乱，徒增不菲的成本和麻烦。改名往往涉及一地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合法的程序、公开的操作、民主的决策不可或缺。官员小范围内的“拍脑袋”或者少数专家的“闭门造名”，都是不可取的。城市改名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社会民生方方面面，必须大范围征询公众意见。
不难看出，各地改名大多为经济利益驱动，但改名并不能必然带来地方形象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名字的优劣，衡量标准绝不只是经济数字。“大庸”易名张家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的，但城市更名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安徽徽州改名黄山20多年来，经济发展成效不但不大，历史悠久、风格独具的徽州文化反而为之弱化。由此可见，改名并非城市发展的捷径。30年前，义乌名不见经传，可现在一提到小商品贸易，人们首先会想到义乌，可是有谁听说过义乌要改名呢？
地名的生命力源于尊重历史文化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昔日因盛产锡矿而以“有锡”命名的江南名城，等锡矿采完不得不改为“无锡”。这种尴尬，过去的已然没办法，今后还是能免则免的好。其实，古代更改地名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例子，比如景德镇，还有原名明州的宁波，因为响亮、好记，大家喜欢，一直叫到今天。南京的几个地名虽然由来各不相同，但大多朗朗上口，以各种不同形式被保留到今天。失败的例子就比较多了，临时升格的“京”、“都”，如今都没什么人记起；那个郑重其事搞出来的西海郡，早成了一片废墟。
地名是给人记的，如果不顺口、不好记，或者含义让人觉得不舒服，跟当地人的习惯拧着来，寿命就很难长久。王莽，曾经把全国一大半地名给改掉，有的甚至一年改了八九次，以至于他本人看地方的汇报材料，不知道这材料是哪个地方上报的。朝廷下发各地的文件，要附上“原名某某、今用名某某”之类注释。可想而知，这样的改名除了劳民伤财，还能留下些什么。
更改地名要尊重历史文化传统，要与当地的地理特点相吻合，这样的地名才能有生命力。友谊关、丹东等地名的修改就得到普遍认同，而徽州—黄山，荆州—荆沙的反复折腾，就受到很多争议，余波至今未平。
还有一些地方在改名中一味追求商业利益，比如“哈利路亚山”，一旦时过境迁，谁知道这怪异的名字是何来历？仁怀改茅台，思茅改普洱，是因为茅台、普洱红极一时，可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旦潮流过去，今日之荣耀，岂不变成明日之尴尬？
改名之后失去的是历史文化
被改掉的地名大多已使用数百年、上千年，连接着许多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文艺作品、民间传说，随着这些地名的消失，很多内容甚至已经不为当地人所知，或者虽然知道这些内容却不知道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如徽州始置于宋宣和三年（1121），一直是当地的州、路、府的名称，有800多年历史。徽州的消失，意味着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文献和史料将越来越鲜为人知。
某些策划专家声称，改地名促进了旅游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并无根据。从表面看，有些地方在改名后游客的确增加了，旅游收入的确提高了，但这是旅游产业本身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究竟有多少效益是来自改名，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份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相反，并不乏改了名后旅游并无起色的例子，却被这些专家刻意回避了。
转自微信公众号“地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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