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河道变迁历史粗识

        题记：

        中国人好像一直对故乡有深刻的感情，农业区和游牧区的中华民族都是这样，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也有homesick症，感觉都没有中国人厉害。台湾的两个诗人让所有中国人在这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个是余光中，其代表作是《乡愁四韵》；另一个是席慕蓉，其代表作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两首诗都有歌唱版本，每次听来，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虽然明知道生活不会再回归故土，也知道故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情感上依旧是难以割舍的。我也是一样，黄河故道是我生长的地方，对那里的关注是我不由自主的心绪。

        所以一直对于黄河故道之类的文献和网上信息比较关注，而研究黄河故道，也要对黄河的历史做一个大致了解。

        本文即是对于黄河几千年来的河道变迁的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以著名人物在各段历史的活动为标识，增强画面感，方便记忆。

        特别声明：所述文字，多数为查阅文献，非亲自考察；所画诸图与所算数据，水平所限，也不甚精准；若有批评指教，请留言联系。       

        史前与神话时期（~前1956年？）

    大约是在1万年前左右，整个地球开始变暖，原来从高原缓缓流过来的清澈的河水慢慢变得急促而浑浊，到了尧舜时代，那黄河绕过太行山南端路过桃花峪（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向东流去时，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河道可以盛得下的了。“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治理洪水成了每个首领的头等大事。到舜继位，用鲧治水，效果不佳，又用了鲧的儿子大禹，“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居,水潦不揩,乃立禹以为司空”（《战国楚竹书（二）·荣成氏》）。大禹聪明又很努力，历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带众人挖沟疏水，也是运气不错，“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一方面黄河中游出口处淤积长久，堆积的黄沙升高，容易导流；一方面气候也开始变冷，河水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大禹治理完的黄河是从郑州（豫州中部）向东北方向流去，用现在的地理位置大致是走的郑州-新乡-鹤壁东-安阳东-邯郸东-邢台市鸡泽县-巨鹿县-辛集市-河间市-天津静海区-津南区入海。无论咋说，在中国历史上这大禹都是神一般的存在，郑州黄河游览区除了炎黄二帝雕像之外，大禹也在山顶上持锸北望。大禹治完了河，名望甚高，不再继续禅让成规，而是把首领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中央王权自此开端。    

        先秦王朝时代（前1956~前221）

    想必大禹知道河水的厉害，没有让儿子启在下游建立都城，而是建在了桃花峪西南约百里之外的斟鄩（即今天偃师市二里头遗址）。

    据考大禹治水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56年的样子，夏朝历三百多年一直持续到商汤革命。后历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其中战国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直到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期间大约1700年，黄河河道会经历什么变化呢？这要看黄河水的含沙量。

    这黄河到底有多少泥沙？现代测量给出的结果是年均16亿吨，这个数字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抽象，我大致测算了一下，就算80%的泥沙都被冲进大海去造陆了，按现在下游河道长度786公里，河道宽度约4公里计算，大约100年这个河道就要上升约3.3米，即一丈高左右。    

    有人会说可能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含沙量，这个很难考据了。可能大禹治水之前黄河水清过，但到周朝那只是一个传说了，不然不会有《周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了。

    商朝发家的地方在亳（今商丘一带），其都城也是多次变迁，中间有一度在现郑州市商城区，最终定都于安阳，那也是黄河和太行山之间的高地了，那里有卫河支流洹河流过，现在看也是风水宝地。这么做是不是也有躲避黄河泛滥侵害的考虑呢？

    到了周朝，西周都城西安、东周都城洛阳，属于黄河流域，但都没有在黄河下游。下游那里是分封诸侯的地方，而有巨功之臣和近亲都分到了黄河泛滥区之外的地方了。比如说对姜子牙的分封齐地，其王城就在山东淄博，主要部分在是丘陵山区，其北部才是黄泛区。

    到了东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离大禹治水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原来的黄河河道已经高到时常决口的地步，频繁改道、多股分流。所以各国都受其害，大家都开始筑堤防决，“堤防之作，近起战国”（汉·贾让）。有些国家筑堤就会不顾别国利益，甚至以水为兵，损人利己，以致纷争不断。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举行诸侯大会，参加会盟的有齐、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盟约中就有对诸侯各国修筑水利堤防提出限制，体现了各国流域治理的愿望。

    那时的黄河大致上走的是北线，即现在黄河河道以北的地区。兰考、菏泽一线向东南的区域，还比较原生态，比如菏泽就是一个大湖（雷泽），还没有被黄河淤平；区域内也是水道纵横，舟楫往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就是在这一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许多伟大思想家，灿若群星，照耀下土。    

    孔丘，祖籍宋国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儒家始祖，至圣先师；到现在全世界都有他的学院在传授他的思想。

    李耳，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道家始祖，生卒年都是未知，大约与孔子同时；著《道德经》八十一章，这本书到现在还在被人拿来忽悠人。

    墨翟（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宋国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主张“兼爱、非攻”，仁人也。

    庄周，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于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秉承老子（李耳）道家思想，能说会写，辞藻华丽，意韵深远；狂放不羁，随心所欲，活成了明白人。

    孟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在传播和树立孔教方面承前启后，厥功至伟。

    两千多年了，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到现在还是没有超越这些思想家；我们说来说去，要么是引用他们的话，要么是诠释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恰如黄河横流，万古不息。

        汉唐时代（前221~907年）

    秦始皇帝，把纷争的诸国都灭掉了，大一统的中国帝国时代建立了。做了许多大事：修长城、谒泰山、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可是始皇帝用力过猛，帝国只有14年的国祚。

    其后就是刘邦和项羽在郑州市北边，紧挨着黄河游览区的那个广武镇，划开楚河汉界，两兵对垒，项羽兵败。真是成王败寇，西楚霸王带着小娘子虞姬乌江自刎，沛县的亭长从此做了皇帝。    

    黄河可不管谁是皇帝，还是那个脾气，动不动就决口泛滥，虽然不断修筑堤防，但到了西汉时期，黄河还是从原来的禹贡河道向东南持续滚动，也有几十甚至百十公里了。算来也是，如果河道升高一丈就发生一次滚动，那也是100年滚动一次，从大禹治水到西汉也有15次以上的滚动，每次4公里计算，也平均东移了60公里以上了。

    到了公元之交，东西汉也是那时交替，从东边朝鲜那边来了一个叫王景的能人，善治水，带领数十万军士，“商度地势， 凿山阜， 破砥碛， 直截沟涧， 防遏冲要， 疏决壅积， 十里立一水门， 令更相洄注， 无复溃漏之患，”，史称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确实，一直到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没有大的改道。

    原来出产圣人的地方，依旧是人间胜境，那里更是因为梁园（以现商丘市梁园区为核心），而文采流溢，让人追思仰慕。

    话说西汉梁孝王是汉文帝与窦太后的小儿子，本来就被封为淮阳王，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升格为梁王，领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之地。吴楚七国反叛，因其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有功，又为太后少子，赏赐无数，于封国大治宫室苑囿，招延四方豪杰，出入仪从比于天子。这就是梁园。梁园是以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诡、羊胜等为代表的西汉梁园文学主阵地。后世谢惠连、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岑参、李商隐、王勃、李贺、秦观等都曾慕名前来梁园。李白更是居住长达十年之久不忍离开，《梁园吟》成为千古名诗。最近的一部《长安三万里》火爆神州，其中梁园欢饮场景让人印象深刻，说的就是这里。

    汉唐盛世，是不是也与这安稳的黄河有着必然的关联呢？待考。    

        五代及北宋时期（907年~1127年）

    被约束了千年的黄河在沉默中积累着势能，到了唐朝末年，已渐难约束，就像那时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时期到来，黄河也频频决口；乱世中更缺乏对黄河的有效治理。到宋太祖赵匡胤登基（960年），选址汴京（开封）作为都城，因为那里还一直没有被黄河肆虐过，但不知黄河已像一把利剑已高悬于头顶。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冲决澶州商胡埽（濮阳昌湖集），向北迁移40~80km，走濮阳南乐，向北直奔大名、南宫、枣强、武邑、献县，然后至青县经运河到天津，由海河入海；宋人称为“北流”，也就是“商胡道”。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在又在大名西南决口，经今山东冠县、夏津顺马颊河至冀鲁交界处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那时金人在北方一直觊觎宋人国土和财富，不断侵扰。宋朝那时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实行文官制度，一直忍辱求和，直把那金人弄得越来越心痒，大举南侵，1127年攻陷汴京，北宋朝廷南迁，金朝建立。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于滑县西南决口，使河道向东夺泗入淮至海。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从那以后，河道便乱了套了。

        金元时期（1127~1368年）

    1128年杜充人为决河后，新道东流经李固渡，又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又经鄄县、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水入淮河。从此，不再东北流向渤海，而是以东南流向泗水、淮水为主要趋向，流入黄海，下游的河道就折向东或折向南，在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摆动了。黄河干流的摆动趋势是越来越向东南，决口的地点也越来越向上（西）移动，移至今河南汲县、原阳东部和延津一带，河道已流至开封府境内。   

    元朝初年，黄河已经改由虞城、砀山二县南，东经萧县至徐州入泗水了。除了干流外，黄河还分出几股岔道来，同时并存，迭为主次，但都注入泗水，又由泗水汇入淮河，以淮河下游河道为入海口。

    从那时起，黄河不断从南岸决口，从不同路径改道流入淮河，已经在太行山东麓至淮河以北的整个华北平原上绕了一圈，所到之处，黄土铺满。

    至正四年（1344），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向北决口，淹没了豫东、鲁西南各地。到至正十一年，由贾鲁主持治河工程。他坚决主张堵塞北流，让黄河向东南走由泗河入淮河的故道。最后修复的这条河道被称为贾鲁河（今天的郑州人都知道），大致是经今河南封丘南、开封北，又经东明、兰考之间，又经今鲁豫交界处，又经商丘北、虞城南、夏邑、砀山之间，再东经萧县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河。    

        明清时期的黄河（1368-1855）

    明代永乐以后迁都北京，治河时考虑的两个前提：一是保证南北大运河的畅通，二是保护皇陵和祖陵的安全。1565年开始，潘季驯治河，到1592年因病退休，采用“蓄清刷浑、束水攻沙”的基本思想，建缕堤和遥堤，固定了河道。尽管有时还有决口及改道，由于有了一套治理和管理方法（潘季驯 《河防一览》），很快就恢复故道（现在说黄河故道，就是指的这条河道）。

    不过谁也斗不过时间。历经100多年，河道固定，泥沙开始堆积，干流的大部分河段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平线的“悬河”。清朝的康乾盛世之后，就慢慢收拾不住了。

    从乾隆中期开始，河南境内的河道又逐渐淤高。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一次特大洪水，造成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地15处同时决口，大溜（主要一股水流）自中牟直冲贾鲁河。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在武陟马营坝决口，造成以下河段普遍淤滩。加上清后期河工尽废，长期不修，两岸的决口就更加频繁。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在中牟九堡决口，正溜从今贾鲁河入颍河，旁溜（次要一支水流）从涡河水道注入淮河，豫东南、皖北大面积受灾，是中国近代史上黄河最大的一次水灾。（此段摘自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清以来（1855~）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了封丘、祥符等县，又向东漫流于兰阳、仪封、考城、长垣县后，分成三股，又汇合穿过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最后由利津牡蛎口入渤海。从此黄河结束由淮河入海700多年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    

    新河道形成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决口改道：一次是在1933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后，上游的蹬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200多千米内决口达52处，灾情严重。另一次完全是人为因素，1938年6月初，蒋介石为了利用洪水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西进，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大堤，黄河向东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洪水沿淮河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汇入长江。这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千米，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后果极其惨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曾亲自视察黄河，指示“一点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并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治河。到现在为止，对黄河的治理已经有了一套成功模式：从上游到中游修建了一系列大型水库，可蓄水防洪、供水灌溉、用水发电、束水冲沙；下游则加固堤防、约束水道、严密监视、科学管理；整个黄河已是固若金汤了。    

    有人说，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史。了解了黄河尤其是其下游的历史之后，不禁想到，黄河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黄河那变动不居的特性，是不是塑造了主体中华民族节俭、勤劳、能忍受、能抓住一切机会成长和发展的品质？是不是也植入了我们懦弱、短视、急功近利、缺乏信仰、得过且过的特点？

    治理黄河所需要的那种动员能力、领导模式是不是也同时形成了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只能是大一统而不可以是小国寡民？

    地理决定论，到底在这里得到了多少体现？

    一个黄河故道人，陷入深深的思考！    

转自微信公众号“退途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