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丨地名的文化特征
地名与古文化
大量的地名都是当地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每个地区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之内,他们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所以从沿用至今的地名，可以透视古代的文化
(1)地名与古代农耕文化
壮语地名用字中最常见的是“那”字,“那”[na2]壮语中是“水田”的意思。在现代的地图上,这些含“那”字地名多至成千上万,散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
现代壮族聚居区以外的那字地名,是在壮族撤离这些地方以前就存在的,而据史籍记载,别族进入这些地方至少也应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这些地名颇多相重的,例如“那坡”这个地名在广西的巴马、平果、田林、田东、上思、武鸣,云南的曲靖和越南都有。再如那良、那龙、那扶、那排、那马、那孟等亦颇多重复之例。这反映古代各地壮族命名习惯的相同
古代壮族居民习惯将“那”(水田)用于地名,说明稻作文化在古代壮族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那”字地名的分布也说明古代栽培稻在华南和东南亚的分布,这些地名的历史也为栽培稻的历史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而这些地名的繁复表明古代壮人稻作文明的发达
西周时代曾经有过井田制。这种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制度的痕迹残留在后世的地名中。井田制的村社组织单位是邑、丘、县、都、里等。这些字差不多都成了后世常见的地名用字
“邑”是农村公社最基本的结构单位,后来泛指有人群居住之处,甚至连偏旁从“邑”的字,也都用来指人群聚居的都市,这些字进而又成为邦国的称呼,如邹、邓、邢、邦、郡、郭等
“丘”本来是指农村公社祭神的社坛的所在地,后来成了居住单位的通称。春秋时代含丘字地名甚多,如齐有营丘、葵丘、贝丘等,鲁有中丘、祝丘、梁丘等
“里”是农村公社居住单位的专称,后来用作居民聚居地的通称,相当于现代的村。例如春秋鲁国有广里、商代有羑里。到了秦汉时代井田制彻底崩溃,“里”完全演变成乡村的通称。汉代里字地名俯拾皆是,如中阳里(刘邦故居地)、槐里(李广将军祖居地)等。隋唐以后的“里”字地名多表示城里的区划。在现代地图上仍残留用于乡村的“里”字地名,如广州的三元里，江苏吴江县的同里、黎里。
(2)地名所见移民史
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图上,不难发现有些州郡的地名南北是一致的，不过南边的往往冠以“南”字,北边的则不冠方位词,或有少数冠以“北”字。如兖州一南兖州、豫州一南豫州、北东海郡一南东海郡等。原来这些南边的州郡名是北方的移民带来的。不只是州郡名,县名也有一大批。这些侨置的州郡县在《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和《晋书·地理志》中都有详细记载。
西晋末年,北方战祸频仍,中原人民不堪其苦,相率南渡。抵达南方后，大多聚居在一起,不受当地政府管辖,他们怀念故土,就拿故乡的旧名来命名迁居的侨地,渐渐形成以旧籍贯侨置州郡县的制度。例如兰陵郡和东莞郡本来都在今山东境内,后来因为居民迁居今江苏常州一带,于是在该地侨置南兰陵郡和南东莞郡。部分中原人民迁入福建,所以福州被改名为晋安，泉州被改名为晋江。由此也可见当时入闽的北方人相当多。
历史上这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大迁徙,因为是民间自发的迁移,跟朝廷的法令无关,所以正史很少详细记载。要了解这次民族大迁徙的情况,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从当时侨置的州郡县名去找线索。把他们的祖籍和侨居的所在地以及侨置的年代整齐地排比起来,再经过一番考证,当时的迁徙大势就不难明了了。从侨置郡县的分布可以寻觅中原人民南迁的途径和目的地。例如甘肃和陕西北部的人民迁移至四川及陕西的汉中,四川境内的侨置县皆在金牛道(即南栈道)附近,所以金牛道应是陕甘人南下的通道。从侨置年代的先后,也可略知移民南迁的次数和时代。南迁大致分四次。例如第二次是成帝初年江淮大乱,淮南及已在淮南侨居的北方人,更南走渡江。南豫州、淮南郡及诸县皆在这一时期侨置。
(3)地名所见古代民族地理
现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古代常将氐、羌两族并提,这两个民族关系很密切。从秦汉时代的氐羌族族称地名,可以窥测这两个民族在秦汉时代或更早些时候的分布地区。秦和西汉时代含“氐”字地名如下:氐(秦·今西宁北)、氐池(西汉·凉州·张掖郡)、氐道(西汉·凉州·陇西郡)、氐置水(西汉·凉州·敦煌郡)、刚氏(西汉·益州·广汉郡)、甸(西汉·益州·广汉郡)。西汉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凉州·张掖郡)、羌道(凉州·陇西郡)、羌水(凉州·陇西郡)。这些族称地名分布的地区相当现代的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看来古代氐羌族比现代羌族分布的地区要广阔得多。
底层地名能反映古代的底层民族的地理分布。南方有很多底层地名因为是用汉字译写流传的,所以颇难追寻其语源,很值得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这里举两个例子。浙江古地名朱余的语源是古越语。《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余”是盐,“朱余”是盐官，则“朱”是官的意思。现代傣语“官”读 tsau³,其读音可以与汉语的“朱”比证。“朱余”不改变词序直译是“官盐”,修饰语后置,现代壮侗语言(古越语的后裔)地名也如此。现代浙江海宁还有盐官和海盐两个地名。浙江另有三个“余”字冠首的地名:余暨、余姚、余杭(后两个地名沿用至今),这三地古时皆产盐。这样看来这三个地名也应是古越语底层地名。清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知。”其说甚有见地。其中“虞”(上虞)、“剡”(剡县、剡溪)是否底层地名有待进一步论证。云南的思茅县，有人说因诸葛亮南征至此,想起他的茅庐,故名。其实诸葛亮从未南征至此地。正确的解释应是:思茅,南诏时称思么,或作思摩,大理时代称为思摩部,到明代才写作思茅,显然是古藏缅语的底层地名。四川的打箭炉,有人说因诸葛亮曾命匠人在此安炉打箭,故名,亦是大错。其实此地是达水和折水交汇处,藏语叫“达折渚”,汉字记作“打箭炉”,这也是一个底层地名
(4)地名与经济史
我国的矿冶业历史悠久,许多历史地名往往是因当地发现或开采某种矿物而得名。这些地名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金属名称地名,如陕西的铜川、江西弋阳的铁沙街、辽宁西丰的金山等。金字地名中的“金"字不一定指金子,也可能指色如金的黄铜矿。第二类,色彩词地名,即以金属的色彩取名,如湖南桂阳的绿紫坳、湖北阳新的赤马山、云南巧家的汤丹。地名中的“丹”字也有可能指水银,古代的炼丹之术,所炼的金丹以水银为主。第三类,“井”字地名,天然气在古代称为火井,西汉扬雄《蜀都赋》称火井为四川重要名胜之一。井火煮盐在汉代已相当发达,因此四川的“井”字地名往往跟天然气有关,如贡井、自流井、邓井关等。第四类,“冶”字地名,如湖北大冶、河北栾县的古冶、山西闻喜的刘庄冶等。“冶"字地名的得名均与当地铜、铁冶炼业有关,如大冶唐宋时已置炉炼铁。第五类,地貌地名。由于矿床抗风化侵蚀的能力强于附近的岩石,因而形成特殊的地形,地名又因地貌得名,如福建闽侯的和尚山(含铜黄铁矿,以和尚光头状地貌得名)、湖北阳新的鸡冠山(铁矿)。
(5)地名与军事史
汉唐之际曾在今甘肃、新疆一带设置供军事瞭望之用的堠亭。这些堠亭的残址大多是隆起的废阜,现代考古学工作者屡有发现。现代天山南路有不少含“亭”字地名,正是堠亭制度的遗迹。唐代《通典》所录的地名赤亭,显然也是此类地名。但是这个赤亭在后出的《侍行记》却写作“七克腾”,《识略》写作“齐克腾木”,《西域同文志》写作“齐克塔木”。这些都是赤亭的维吾尔语读音 chiktam 的辗转异译。“赤亭”维吾尔语译作chiktam,这说明这个地名是唐宋时代产生并被译成维语的,因为“赤”字属昔韵昌母,中古音收-k尾。
地名演变的文化原因
地名是地理实体或区域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这种代号一旦确定以后,往往世代相传,在使用中逐渐取得习惯性和稳定性。但是地名的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地理区域本来并无名称,名称是人们主观赋予的。不论客观现象或主观意图,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地名在稳定性的大背景下,又有变易性。地名演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语言文字的发展
地名既然是一种语言文字代号,那么,语言文字的发展势必会引起地名的变化。河北省历史上有许多含“家”字的地名,如王家庄、李家庄之类,到近代变成王各庄、李各庄。这是因为要顺应语音的演变。
一些难认难读的字,除了部分方言字外,大多是古代使用,现代已废弃或罕用的汉字。如陕西的葭县,葭,音佳,是一种水草,见于《诗经》:“蒹葭苍苍”,今改为佳县;又如新疆的和阗。阗,音田,鼓声,见于《诗经》:“振族面阗",现改为和田;又如江西的新淦,淦，音干,意为水入船中,今改为新干。这些字都是现代不用或罕用的,汉字发展,地名用字也跟着演变。
(2)国家和民族的盛衰
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冲突和朝代的更替,都可能使地名变动。全国县市一级地名历史上各朝代的更改面一般是1%-2%,而隋朝的更改面最大，达到3%一4%,可以想见五胡十六国的政治局面造成地名使用和行政管理的混乱,隋朝开国后不得不大加整顿,以适应全国重新统一的迫切需要。云南的南涧县,史称“南涧蛮名”,元代改名为定远县。广西的那州,“那”字本来是壮语“水田”的意思。那州古时为壮侗族居民所居地,宋时纳土,置地、那二州,明初并那州入地州。“地”即是汉语词
(3)避讳
历史上因避帝王的讳,而更改地名的例子很多,例如汉文帝名恒,改恒山为常山;晋简文帝郑太后曰春,改富春县为富阳县;宋太祖之祖父名敬,改敬州为梅州;明成祖名棣,改沧州的无棣为广云。清儒钱大昕曾举出历代因避讳改地名近两百例(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有些避讳改地名的例,不一定是避某个人之讳。如明代曾在今山西北部置平虏卫,明代称沿边少数民族为“虏”,故名“平虏”。清代改为“平鲁县”,因为清代统治者本是满族,也是少数民族,故讳“虏”字。沿长城一带的雁北地区,凡今地名中的“鲁”字,在明代均系“虏”字。也有民间避讳改地名的例，如杭州别名本为虎林,讳虎,改称武林。
(4)传讹
地名常因音近、形近或其他原因,在流传中发生讹误。因为地名只是一种代号,人们一旦对讹误的代号习以为常之后,也就以误为正了。
音近而误如《水经注》所载,把贾复城误为寡妇城,韩候城误为寒号城，公路涧误为光禄涧。又如颜注《汉书·地理注》所载,把江夏的沙羡误为沙夷等等。
(5)避免异地同名
地名相重是历代都存在的,例如《汉书·地理志》所载有47对,唐代有19对，宋代有 30对,明代有42对。历代避免同级地名相重的方式有二:一是用方位词上、下、东、西等冠首,以资区别,例如西汉地名:上蔡、下蔡、艾县、上艾,雉县、下雉,东平阳、南平阳、平阳等;二是其中之一改用别的字,如民国初年江西和山西都有乐平县,遂改山西的乐平县为昔阳县
(6)行政辖区变化
地方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常有变动,地名也跟着变动。政区变动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析置,即从一个或几个政区中分割出一部分,成立一个独立的新政区,例如隋代从松阳县析置括苍县。析置新区一般是给新地名,与旧地名无关。二是政区合并,即将两个或多个政区合而为一。合并后的新地名常与旧地名有关,常从每个旧地名中各取一个字合并成新地名,例如山西省的万泉县和茶河县合并为万茶县,又如明正统十四年将山西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合称右玉林卫
与一般词汇的演变相比较,地名的演变带有强烈的人为强制性。一般词汇的演变往往自有规律,它的演变方向往往不能事先人为规定。一个新的词汇或一种新的用法出现之后,要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才能逐渐稳定和通行。但是地名却可以人为强制更改,更改后的新地名也是全社会必须接受的。地名的强制更改是地名标准化工作的特点之一。
转自微信公众号“小绿的学习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