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浅议我国地名的文化属性

地名作为信息的载体，在其命名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风格。可以说，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见证了一方百姓生存、发展的历程，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记载着人类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民族的变迁和融合、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见证了历史，昭示着未来，有着丰富的地理、历史、语言、经济、民族和社会发展等科学内涵。地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区域性。地名作为具体地方的指称，常常受区域内地理环境、语言、历史的约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分布使地名具有区域性。在自然地理名称方面，白山黑水是东北地区的代称；兴安岭（满语地名，意为极寒处）、长白山是北国风光的真实写照；乌鲁木齐（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是草原地区特有的名称；闽粤一带为红土，地名中多冠以赤、红、朱、丹等字，如赤水、赤土（闽）、赤溪（粤）；在聚落名称方面，平原地区因为地形简单，常以姓氏或编码命名，例如长春市榆树县（根据《长春市地图录·榆树县地图》），像林家、夏家、孙家以姓氏命名的村子就有30多处，头号、二号……二十号等以编码命名及三家、八户等以数字命名的村子也有30处；丘陵地带则多以地形命名，如长春市兴国县（根据《兴国县地名志》，村名中带“溪”字的有30处，带“坑”字的28处，带“岭”字的17处）。

第二，方言的分布使地名具有区域特色。相同的地物在不同地区常有不同的称呼，如同样是四周陡峭、顶部较平的山，山东称“崮”，如“孟良崮”，黄土高原地区称“源”，如“孟源”；山间的平地，浙江地名中有一些特殊称谓则属于地方的“特产”，如东北地区以“窝棚”、“马架”命名的村落特别多，这是关内绝对少见的通名，反映了清朝在东北一带实行封禁政策的破产。鸦片战争后，山东附近的农民被饥饿所迫，冒着生命危险陆续到清朝封禁的“围场”私垦，他们联亲而居，并在荒郊旷野搭起临时住房，“窝棚”、“马架”就是这种临时住房的称谓，后来逐渐发展成了村落，如辽宁省锦州市的王家窝棚。
第三，受文化渊源、经济发展的影响，地名的分布具有区域性。在交通要道上有关、桥、渡、港、津等名称，如山海关、茅津渡、天津、连云港；在商业发达的地区有镇、店、集等名称，如景德镇、马店、李集；同是村名，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各种人工建筑和设施命名的较多，而在开发较差的地区，则多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如山西的上西梁、朱家梁。由于历史上文化发展不平衡，地名的区域性即使在同一地区也表现得很突出。
二、民族性。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地名又是各民族的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用该民族的语言文字给所在地区的各种地理实体赋予的文字代号，因此地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地名的民族特性使地名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不同民族的地名往往反映了不同的民族特征，堪称是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素描。很多藏族人信仰佛教，地名中出现的天、神、圣、庙等名称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拉萨，意为神地；唐古拉，意为光明神。蒙古语地名中几乎没有来源于姓氏的，这是由于蒙古族在历史上以游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习惯以自然地理特征为地方命名，并在地名中对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加以细致的区分，如同样是河流，水量丰富的叫木伦，经常干涸的“以郭勒；同样是平地，沙裱平原叫夏拉，水草平原叫塔拉，高平原叫锡林。
一个地方有多种民族语地名则反映出多民族共居的客观事实，随着各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地名中常常出现大量借词并带有民族融合的痕迹。例如，经过许多专家考证，北方话里“胡同”的说法大约是元代以后才有的。民族融合的地名在多民族共居的地区十分明显，如大布苏泡（蒙汉结合）、灰慕洞屯（朝汉结合），又如云南思茅的那落蓄河，那落是壮语，“蓄”是苗语“大竹林”之意，“河”是汉语，说明其地有壮、苗、汉三族杂居。
三、稳定性。地名的稳定性，实质上就是地名寿命长短的问题。地名的寿命往往不仅比人的寿命长几倍、几十倍到几百倍，甚至比创造它的民族和最初表现它的语言更能“延年益寿”，不少山、河、湖、海的名字，寿命之长达到惊人的程度。尽管人世沧桑，民族你来我往，但地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地名的稳定程度与所采纳的命名的理据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源于自然地理特征和史实、民间传说的地名寿命较长。自然界的山、水等地理实体变化较小，很少能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那些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也因此相对稳定，而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不易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如人们用来命名的民间传说或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一种理想和追求：或记录劳动人民同大自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开拓、美化家园的历程；或反映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善良的优秀品质和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姻的气概：或辛辣地讽刺反动统治阶级的无知与贪婪、荒淫与残暴。这些故事源于民间，流传和发展于民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来源于这些故事的地名就比较稳定。
地名的稳定性还在于地名是用语言来表现的，而任何语言都存在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是由社会传统或社会习惯所导致的。一个地名一旦约定俗成被普遍称呼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它所指称的地理实体往往会发生变化，这便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情况，比如石家庄已经成为百姓杂居的大城市；东北地区的“郑家屯”、“苏家屯”、“郭家店”也已发展成城镇，原来那种“屯”、“店”的陈迹早已消失，但至今还在使用从前那个指示几户人家或一处夫妻小店的地名；“五块石”、“三棵树”、“野猪河”、“王府井”、“瓷窑村”这些以地物、地产命名的地方虽然当初命名时的地物、地产不存在了，但地名仍在沿用。类似这样的地名还有很多，人们并没有因为地名的含意欠妥而更改它，历史证明只有那些从大多数人的感情、观念、利益来看带有明显弱点的地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才相继得到更改。
四、时代性。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地名中的一些成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地名的时代色彩即是地名所体现出的时代氛围和时代气息，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在地名中的投影，是时代的风貌在地名身上的一种凝固。如：1936年吉林省抚松县高升村在确定屯址时，高焦两家发生纠纷，高家拿50两大烟土买通了日伪人员，确定在高家居住的地方建屯胜了官司，故称高胜村，后来叫成了高升屯。兴隆乡吊打村，日伪统治时期土匪在沟内的树林子里吊打过群众。中心街村原名韩家粉房，1938年日伪时期在该地设中心炮台，称为中心炮台街，简称中心街。靖宇岗，由于杨靖宇将军曾率领抗日联军在岗上驻扎半年之久，为了纪念杨靖宇将军得名。
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沉积着各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有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地名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发展，人类演绎着地名的历史，地名记忆着人类前行的每一个脚印。随着社会的前进，地名语汇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一定会更加丰富，更加规范，尤其是它的民族性，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是地名文化永恒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