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城镇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崤函古道位于黄河三门峡河段南岸崤山之中，是沟通长安与洛阳两大古都东西干道上枢纽路段，是东西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持续不断东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直接促进沿线一批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城镇保障了东西大道的畅通，东西大道又带来了城镇的繁荣。随着古代政治格局的转变和近代新型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崤函古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沿线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一区域城镇体系发展历程，有助于为当今城镇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崤函古道；区域；城镇发展
一、区域自然和人文特征
崤函地区处于黄土高原边缘地区，北临黄河，南有伏牛、熊耳诸山，中部崤山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全境。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高度一般在300米到1500米之间。境内黄土广布，沟壑密布，地形破碎复杂多样。在黄土台地和河岸平原地区，黄土质地疏松，土壤肥沃，穿行其间的弘农涧河、洛河、青龙涧河等众多河流资源丰富。气候为半湿润半干旱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十分利于农业耕作。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成为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崤函地区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和中心分布区。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崤山东端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5500—44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以最早发现于青龙涧和苍龙涧河交汇处庙底沟而得名。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十分密集，约有200处，占河南省总数的五分之一。从古遗址分布图看（图1），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沿岸或附近各小支流的岸边台地上。这些文化聚落，凭借河流等方式的便捷交通，经过长时期互相交往、联合或整合，这些整合之后的较大的文化聚落，就成为日后崤函地区城镇分布的基础。
在仰韶文化后期，区域内出现一些中心聚落，以庙底沟、西坡等为典型代表，并与周围中小聚落形成不同等级，其文明程度已达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如陕县庙底沟遗址近年来发现环绕聚落的壕沟，壕沟坐落在遗址西部，东南—西北走向，口宽底窄，最深处距地表8米。又据整理情况看，西坡遗址壕沟的深浅程度依据地势而变，具有十分明显的防御功能。仰韶文化晚期的环濠聚落布局沿袭早中期的风格，虽然有的最终并未形成城址，但却是这一地区城市的最早萌芽。
二、 区域城镇历史发展过程
01
先秦时期
崤函地区河谷地带优越自然条件，很早就有人类在此定居生活，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交流交往活动不断扩大，城市开始形成。
殷商时期，崤函区域内方国部族林立，可考的有夹方、莘、沚（在今陕县），亘方（今渑池）以及楚（今灵宝）、渑（今渑池）、卢方（今卢氏）等。他们与商王朝存在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近年来，在此区域内发现不少夏商时期文化遗址，文献考古发现都证实了崤函区域在夏商时期是文化中心地带。
西周建立后，另建东都洛邑，实行两京政治。使得崤函区域不仅全部位于王畿区内，而且成为连接丰镐和洛邑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空前重要。西周王朝在全国重要政治、军事战略据点封邦建国，拱卫周室，掀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潮。周王室分封焦国于此，扼两京交通崤函道枢纽路段。焦国疆域大致在今陕县、灵宝一带，“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故焦国”，近来在李家窑和陕州故城考古揭露出的焦国墓葬及其都城遗迹，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公元前775年，为东迁至此的虢国灭亡。《汉书·地理志》弘农郡条下释曰“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水经注·河水》载“河南即陕城也……东十三里即虢邑上阳也……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由此可知，虢国和焦国是该区域内最早的规格较高的行政单位，使三门峡地区首次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两国的都城也是崤函区域中最早的正式城邑。
据文献记载，虢国有上阳和下阳两个较大城邑，下面还有桑田、琫等次一级聚落单位，城镇体系初露端倪。下阳在今黄河北岸平陆县盘南村，但根据考古文化遗存及其地形地势，下阳城应该只是上阳的陪都和军事重镇。而在三门峡市区上阳城，发现有宗庙和墓地遗址，应是当时虢国国都所在。杜预在《左传》僖公五年注曰：“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
关于虢国都上阳城具体地望，一般认为今三门峡李家窑遗址就是上阳都城。该城址坐落在三门峡市东南部，北依上村岭，南临青龙涧河。城垣大致呈东西长方形，南垣仅存残垣。北城墙保存尚好，东西约1000米，南北残宽600米。城墙采取大版筑而成，墙外有两条宽阔的大壕沟为防御工事。整座城址宏伟而壮阔，后又在城内发现一处大型宫城建筑基址。其宫墙周长约1350米，宫墙外有一道与城垣平行壕沟环绕，也是用于防御的工事。宫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地基，应是王宫遗址。在城垣与宫城之间分布有粮库和手工业作坊。该城址有城垣和城壕设施，内有宫城与环濠及供水设施，城垣内还分布多种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这些都表明较为成熟的城邑选址规划和功能布局分区，摆脱了早期城邑种松散、开放城市形态，标志崤函区域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出现，并且突破过去礼制规格的约束，其内涵与性质也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国策·赵策》记有赵奢语“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多，无过三千家……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崤函区域内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初步奠定日后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基础（见图2）。
韩宜阳故城：是韩国西部重要军事重镇，位于上党、南阳交通要道上，是东西往来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策》曰宜阳城“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括地志辑校》载“故韩城一名宜阳城，在洛州褔昌县东四十里，韩宜阳城也。”据考古调查，该城郭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2220米，东西宽1810米，面积约366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最高达10米，均系夯筑，夯土坚实，夯层明显，已发现东、北两面城门。宜阳故城是豫西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战国城址。
函谷关城：位于今三门峡市灵宝县北，地势险要，是中原与关中的交通喉舌。函谷关最早见于历史是在战国时期，函谷关控制穿行崤山北麓东西通道，路旁是陡峭高崖，山上到处是茂密松柏林，深险如函。秦函谷关城就依山面水而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关城据考古发掘，南北长1500—1800米，东西宽约1300米，城址呈楔形，北宽南窄，东城门位于东城中段的函谷沟口，即关道接弘农涧地。东西南三面均分别筑有夯土城墙，墙基尚存，东北角及南墙部分保存较好。关城总面积约27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
先秦时期，崤函区域城镇数量很少，且主要是政治、军事性质，分布在陆路军事交通线路旁和地势较高险要关口地方，主要功能是控制东西军事交通线。这些城镇除个别曾作为国都规模较大外，其他来说规模相对较小，功能单一，因此人口数量也少。
02
秦汉时期
秦朝统一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格局。当时崤函地区属于三川郡一部分，有郡县建置。
西汉时沿袭秦郡县制，几乎全国所有县都建有城。高祖六年（前201年），“令天下县邑城”。县如此，郡更不用说，这就使得全国城镇网络初现雏形（见图3）。
西汉在崤函地区设立主要是弘农郡，还有京兆尹和河南郡少部分区域。元鼎四年（前113年）在秦函谷关城设立弘农县，扩建关城为弘农县城。西晋潘岳在西去长安途中，路过函谷关看到“其城北带河，南依山，周回五里余四十步，高二丈。”这应该也是汉弘农郡、县治城大致规模。
西汉陕城：景帝年间，始夯土筑城，直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56年），陕城最终筑成，新城城高十数丈，城周13里120步，西、北两面临河为壕，东、南两面有深5丈壕沟，整座城池规模宏大，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秦汉时期沿袭前代在险要关口建城驻守，“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此即障也”。潼关作为关隘筑有关城，最早起于东汉末年。汉潼关关城在今上南门外四里，上南门外是明代在今港口所建关城南门外而言。据考察，汉代关城在今远望沟和潼河夹持的塬上杨家庄周围，东西以深堑为险，南北城墙遗迹还略有所见。南北墙之间相距约1.5公里，可见汉代潼关关城还是很大的。南城墙南侧不远处就是东汉长洛古道必经之处，筑关就可以有效控制长洛大道。
秦汉时期崤函区域城市分布，据《汉书》和《续汉书》等资料记载，如下：
此时期是崤函区域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一般城镇规模较小，只拥有生产、居住、或防卫等最基本的城镇功能，商业等尚未发展起来，还处于附属地位，人口仍大量分散在土地上，人口聚集功能并不强大，商业功能不显著。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全国19个经济都会中，河南省占7个，但崤函区域内城镇却没有一处。从城市分布地域空间结构看，两汉时期城镇分布已相当广泛，奠定日后这一区域城镇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
03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覆灭后，东西两京格局消失，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长期混乱动荡的时代，城市建设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都城洛阳，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就有三次。但同时因军事需要修建城堡越来越多；同样也有不少城邑因战乱旋筑旋弃。大致说来，这一时期城邑数量较前代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东西交通发展和战时不同政权军事对抗需要引发郡县的增设，据《北周地理志》研究，北周时期崤函区域内大致共有郡7个，县14个（见表2）。
另外，自汉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乱纷争，为保护生命财产的需要，黄河流域一带坞壁普遍建立。陈寅恪先生说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之不能远徙者“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崤函区域位于黄河流域腹地，自然也出现不少坞壁城堡。其中规模较大的，也具有城邑的形态和功能。
如盘头城，在阌乡县西南二十里，《周书·文帝纪》：大统三年八月，太祖东伐…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下…乃降，获其戍卒一千。”胡三省通鉴注曰“恒农湖城阌乡之西有皇天原，原西有盘头城。《读史方舆纪要》载有蓼坞，“蓼水出襄山蓼谷，当时于此谷筑坞，因名蓼坞”。有的坞堡日后还发展成县城，如唐代河南府褔昌县，《通典》载，“县城即魏之一金坞，东南北三面是峭绝天险，后周重兵于此以备高齐。
坞壁在乱世中维系了一方社会的秩序与安宁，同时也延续了华夏文化，但因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和政治的封闭自守性，在乱世结束后，除了少数一些转变为真正行政城邑之外，其他的坞壁就逐渐消失了。
04
唐宋时期
在封建社会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隋唐宋元时期，因为东西两京格局重新确立和丝绸之路重新开通，沿途馆驿设置齐全，两地间贵族官员、文人墨客、商贾使臣等往来络绎不绝，商贸运输车马忙碌于道。作为东西交通最繁忙的轴心路线，枢纽地带的陕州地位上升，为大都督府。中唐时期崤函古道沿线有驿站约21个，行宫约16处，驿路交通完善，使得崤函区域城镇发展较快，空前繁荣。就城体系看，唐时城邑仍分为州郡城与县城两级，宋代在两这级外，增加镇一级。但州郡城和县城仍是区域内最主要的城市，据《元和郡县图志》和《元丰九域志》记载，可知此时期区域内州县城邑大致分布情况，如表3及图4：
唐宋时期也是崤函区域城镇发展的转折时期，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商品交换的频繁，一大批乡村集市向小城镇过渡，这些新的市镇兴起与发展，刺激城市经济继续发展，为城镇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表现出新的特点。
集市的起源很早，但直至唐代，规模较大的市场都在各州县治所，“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唐中期之后，在城外普遍兴起了“草市”。宋代的乡村集市称“集市”、“镇市”，“镇”最初为设立在边境交通要冲的军事建置，北宋时期，“镇”基本已脱离军事意义，成单纯的新兴工商性质小城市。镇的设立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全国各县所属镇名，共有1800多个，但分布很不均匀。崤函地区共有镇约15个，见表4。
这些镇基本都位于州县治所远郊和水陆交通要道所经地区，与州郡县城不同的是它们大多是在城外草市基础上发展期的，规模一般较小，街区布置也不太严整，多数没有城墙保护，其经济职能一般超过政治、军事职能，为一定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新兴镇的出现.说明区域内城镇体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唐宋时期城镇数量多，规模大，城镇职能增添了交通、商贸等特色，随着生产力发展，东西商路的繁荣，形成一批具有交通、商贸职能的新兴城镇，原有的军事、政治职能特色的城镇也呈现出工商业、交通运输特色功能，城镇内部空间结构也相应有所发展。
05
明清时期
明朝初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各州县皆重修城。但此时全国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江南地区，政治中心又转移到北京，中原地区失去往日的核心地位，持续两千多年的东西洛阳、长安两京格局不复存在，使全国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崤函古道地位下降对沿线区域影响和冲击也是巨大的。再加上黄河流域多年开发，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破坏，使得此区域内城市发展落后于其他地方。不过，崤函古道作为全国交通道路网重要组成，仍是商贸等性质往来的东西大道，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沿线区域州县级别城发展基本定型停滞，而一大批中小市镇则兴盛起来。
中国历史上县级政区数量变化不大，相对稳定，是中国建城史一个重要特点。秦汉以后，州县政区趋于稳定，明代县数量相对较少，清代全国县数量有1500多个，与汉代相当，两千多年来，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崤函区域内县数量情况也大致如此，变化不大。
县级之下的市镇都有很大的发展，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清中期以后，有的市镇因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发展迅速，甚至超越了所在县城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永宁县城西的王范镇，始建于唐，清代盛极一时。全国客商云集，店铺林立，为洛宁商业中心，清代中叶成为该县规模最大的集市。清同治元年(1862年)，王范修筑云盘寨后，居民生命财产较前更有保障，因而吸引了更多商户和豫北巨商来此经营，逐渐发展成为豫西五县首镇，故有“只听王范镇，不知永宁城”之说。
陕县观音堂镇：即古崤陵镇，素有“中州名镇”之称，位于古崤陵道上，地处渑池、宜阳、洛宁三县结合部，地理位置重要。早在清初，观音堂镇老街集市已经是店铺林立，商贸发达，是豫西山区一个比较像样的集镇，常年有豫晋陕三省客商来此进行商业贸易。
陕县会兴镇：今河南陕县东，北滨黄河，古之茅津渡口，隔河与山西省平陆县矛津镇相对，为河东盐入境运转之中枢，商务甚茂。
这些县之下的市镇的地理位置大多数位于县城三十里以外，人口聚集，交通方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达，虽有一定的商业、服务业、运输业、手工业等，仍以农副产品占主导地位。虽然崤函地区明清时期出现一些较大的区域贸易中心集镇，但这些集镇普遍以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依托，生产作坊数量不多，即便有，生产规模也不大，未能形成像江浙一带那种生产型的手工业、商业集镇。虽然有经销某一种或几种产品为主的集镇，但专业型集镇数量仍然很少。
关于明清崤函区域主要城镇空间分布，见图6。
由图可看出，该区域内城镇分布不平衡，受自然条件影响，各州县北半部城镇对于南部，这是由于北面临黄河，河岸有平地，土田肥沃，很适宜人居，城镇分布密集；南部山地崎岖，地形复杂，土地少且贫瘠，因而地广城稀，且规模也不能与其他区域相比。大多城镇分布在河流旁，如宜阳名称就是因距离河流近而得名，陕州在黄河岸边，这些近河城镇有着良好的交通条件，陕州很早就有太阳渡等著名渡口，渑池县、新安县北部黄河南岸附近地方也有古老渡口，也是联系山西的重要通道。其他城镇多分布在东西交通要道上，东起洛阳，经新安、渑池等到陕州，或西南经宜阳、永宁等县到卢氏县，县内集镇也相应多分布在这重要商道上。
三、结语
崤函古道与区域城镇相伴而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古道交通影响城市兴衰变化，影响城市规模等级以及分布体系；另一方面，沿线城镇也影响保障着古道的畅通。古道营造了城市，推动区域内经济发展，城市数量由少到多，分布由点到面，规模形态由简单到复杂，最终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城镇体系，奠定了今日这一区域城镇的基本格局。城镇又推动区域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崤函区域城镇发展犹如一条起伏波线，汉、唐、清等盛世是该区域内城镇发展的高峰，数量较多，地区经济也相对发达，城镇经济繁荣，是北方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其他时期则处于低谷，尤其是东西隔绝，崤函大道不通畅时期，城镇规模相对萎缩，发展缓慢，城镇地位下降。区域城镇州县级城镇数量基本不变，这主要是由于崤函古道交通线长期存在导致的。县级城镇之下集镇发展很快，则是沿线便利交通带动商贸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功能的变化趋势是前期以政治、军事等单一功能占主导地位，变为交通、行政、经济功能并重多样化，成为该地区内集生活、消费、居住、娱乐、集贸、服务等为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规模扩大，人口增多，城镇内部空间也由简到繁。
民国以来，随着公路、铁路、国道等新型交通体系建立，崤函古道绝大部分路段都已消亡或迷失，沿线古老城镇或消亡迁移，或在新型交通线路刺激下，重焕新生，再次成为豫西崤函区域内重要城镇。然而，作为曾经承载了极其厚重的历史，拥有极其丰富文化内涵的崤函古道和沿线城镇遗存和景观，都是历史遗留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研究保护。
来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作者：赵阳阳
选稿：周辰
编辑：郭娟
校对：洪珊
责任编辑：林丽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