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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简介
    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是由从事行政区划、地名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实务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地名爱好者和相关单位自愿结成的学术团体;是经河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在河南省范围内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业务主管单位是河南省民政厅。主要业务范围:行政区划与地名的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业务培训、书刊编辑、咨询服务;接受委托对行政区划变更及地名命名更名进行论证、风险评估;开展地名文化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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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理论研究

大运河走向与沿河城市的兴衰

 

        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全长2700公里,纵贯我国富饶的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我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2014年,大运河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我国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大运河初为春秋吴国为攻打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隋唐时期,我国内河航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时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黄河南岸的通济渠工程,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行向东南,进入汴水(今已湮塞),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通济渠又叫御河,是黄河、汴水和淮河三条河流水路沟通的开始。

        隋朝的都城是长安,当时的主要漕运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黄河以北开凿的永济渠,是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河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芦沟(永定河),直达涿郡(今北京)的运河。大业六年(610),南北大运河开凿完工,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加强了京都和河北、江南地区的水上运输。当年,航行在运河里的船队,南来北往舳舻千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不过,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开河不久就灭亡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避免绕道洛阳缩短航程,元朝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明、清两代,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

        大运河的主要功能,集航运、灌溉、防洪工程于一体,在农业文明中打入商业文明的楔子。运河的贯通,带动了运河沿线都城与城市商业的繁荣。

        汉唐定都长安,在关中开凿了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阳,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南通今杭州,北达今北京,西经黄河可达长安。此后,大运河就成为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

        明清时期,运河也是催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因素。因河兴商,因河兴业,沿河的盐业、皮革业、烟草业、丝绸业、酱菜业等品类繁多的行业蓬勃兴起,吸引更多从业者离开土地,从事商品生产,参与物资交流。由此密切了国内市场的联系,更把经济交流推向国际。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开封、沧州、临清、济宁、天津、北京等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衰,因运河断流或水源不足而废。

一、扬州

        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等,是大运河上的核心城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春秋时期,今扬州市区西北部一带称邗。公元前486年,吴灭邗,筑邗城,开邗沟,连接长江、淮河。越灭吴,地属越;楚灭越,地归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旧址上建城,名广陵。汉代,今扬州称广陵、江都,长期是王侯的封地。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隋统一后,改吴州为扬州,始有扬州之名。隋炀帝时,大运河的开凿连接黄河、淮河、长江,扬州成为水运枢纽,不仅便利交通、灌溉,而且对促进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奠定了唐代扬州空前繁荣的基础。

        到了唐代,南北大运河的航运开始兴盛。扬州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并逐渐在距运河较近的扬州城南——沙洲之地形成了工商业聚居区。扬州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采访使和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中,扬州始终起着枢纽和骨干作用。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司舶使,经管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唐代扬州和大食(阿拉伯)交往频繁。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新罗、日本、高丽等国多有商人侨居扬州。

        两宋时期,开封和杭州分别成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于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二者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而扬州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地位稍有下降,商业发展缓慢。元代,大运河扬州段经过整治,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走向,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漕运,扬州又迅速繁华起来。明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的专卖和南北货物贸易。盐税收入几乎与粮赋相等。商业扩大到旧城以外。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玉器、铜器、竹木器具和刺绣品、化妆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清代,康熙和乾隆多次“巡幸”,使扬州出现空前的繁华,城市人口超过50万,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当时的扬州,居交通要冲,富盐渔之利,盐税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极大。各地商人纷纷在扬州建起会馆,各有营业范围和地方特色。同时兴起的还有会票——信用汇兑。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运河山东段淤塞,漕粮改经海上运输,淮盐改由铁路转运,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扬州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

二、杭州

        杭州山水相依,湖水合璧,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导,京杭大运河和钱塘江穿城而过。隋朝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大业六年(610),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余千米,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由于运河的沟通,唐代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年间(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年间(713—741)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成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北宋时,杭州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

        到了南宋,杭州进入鼎盛时期。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元代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恢复较快。到至正年间(1341—1370),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再度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

三、洛阳

        洛阳古称雒阳、神都,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枢纽,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南临伊阙,北倚邙山,东西分据虎牢、函谷两关,自古便有“八关都邑,八面环山,五水绕洛城”的说法。

        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改洛阳为东京,在汉魏旧城西18里重筑新城,并将全国数万家富商大贾迁到洛阳。隋炀帝在营建东京的同时,又从洛阳的西苑引涧水和洛水到黄河。不久,又修成纵贯南北、与黄河相交的大运河和永济渠。这样,从洛阳乘船,南可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北可到达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文化更加繁荣。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业盛极一时。船车贾贩,遍布四方;奇货异宝,满积京城;粮食、牛马交易最为兴盛。隋代,城内有居民区120坊和丰都、大同、通远等三个“市”。三市占地广阔,商业繁荣,最大的丰都市方圆8里,据说市内有120个行业、3000余家店铺,周围还有400余家商店。

        唐中叶安史之乱,使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建筑物不到十分之一,开始趋于衰落。五代时虽有后梁、后唐、后晋(约不到两年)建都于此,仍衰蔽未振。北宋时,洛阳一度有所恢复,成为北宋学术文化中心。但北宋灭亡以后,洛阳便一天天衰落下去。

四、开封

        开封是水陆都会,素有“北方水城”之美誉,境内河流众多,金水河、五丈河(广济渠)、蔡河、汴河(宋代对大运河的称呼)等四条河流穿城而过,分别通往江南、山东和河南中部,航运十分便捷,各方物资源源不断集中到开封城里。特别是汴河更加显得重要,《宋史·河渠志》载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由此可知,北宋时期不仅江南,而且远至南海的物资都由此水路运到开封,所覆盖的范围已占宋代领土的一半左右。由于位居华北,是南来北往的陆路中心,陆上交通也很方便。

        北宋开封人口众多,约百万以上。商业极其繁荣,有两万多户人家以经商为业,仅在政府登记的店肆就达6400多户,资产10万以上者比比皆是,最多可达百万。此外,还有许多集中的贸易市场。饮食服务行业尤为发达,各种各样的酒楼、饮食店、茶坊鳞次栉比。开封的手工业也极其繁荣,门类众多,军器、瓷器、织锦、印刷、酿酒和刺绣一向闻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工人人数也为以前历代首都所不及,仅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就达8万人以上。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的重要交通枢纽,商业交通要道。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繁华开封的写照。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开封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者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这里离江南鱼米之乡比较近,大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北宋定都汴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汴京有一条汴河沟通南北。汴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对京城有重要作用,而且还保证了北方边疆军事上的需要。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都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今江苏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改装纲船,经汴河运送京师。汴河里长年漕运的纲船达6000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4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北宋时,统治阶级每年通过大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左右,多时还曾达到800万石,超过了唐朝的漕运量。

五、济宁

        济宁在历史上是“东鲁之大郡,水路之要冲”,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山东运河在整个大运河中是关键部位,而济宁运河又是山东运河的关键,所以济宁被誉为运河之都。

        济宁在古代有四大水系,济水是四大水系之一。济水在古代是一条很大的河流,发源于河南的济源,山东的济南、济宁、济阳皆因为济水而名。当时济水下游不断被淹,原来的济州是在巨野一带,因为当时济宁这片地方地势比较高,可以免除济水的威胁,所以就取名为济宁。

        文献记载,东晋时期,济宁就开挖了一个汶河连接洸河的运河,叫汶洸运道,那时就开始通航。到隋朝,又开挖了府河,就是现在济宁城的府河。唐朝在济宁建了大闸口,直到元代挖大运河。大运河开挖以后,元明清三代都把治河的最高机构设在济宁,这充分说明济宁在运河之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后来济宁称为运河之都。当时由运河的繁忙而使济宁大兴,济宁因为水而繁荣兴旺。

        运河的畅通使得济宁每年都有数千艘大船经运河由南向北以达京师,担负着南粮北调的任务,济宁成为“南控江淮,北接京畿”、“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的重镇。当时运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南船北马、人烟拥簇,酒楼歌馆、笙歌喧嚷,有诗这样形容:“运河流水千古流,流到济宁古渡头,画里帆船江南来,船到码头货到州。”商业的繁荣加上运河从繁华的闹市区穿城而过,河中帆船繁忙,岸上车水马龙,颇有江南风光。

六、天津

        天津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子牙新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和蓟运河等在城中蜿蜒而过,素有“河海要冲”之称。

        汉末,河北是袁绍势力范围,曹操欲取河北,而粮草多屯淮河,为将这些粮食运至河北,必须打通由淮河至黄河,乃至整个河北的南北水道。建安时期,曹操开通白沟,把漳水、呼沱、泒水等连接入海,开挖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沟通南北水道,把整个河北水系相互沟通,曹操从淮河漕运粮草成功,击败袁绍等。曹操对河北诸水的沟通,为天津后来的诞生乃至成为水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天津始于隋朝修建京杭运河后,今金刚桥三岔河口(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在这里,一条运河通向北京叫北运河,一条运河通向南方叫南运河,另一条河通向渤海就是海河。这样,江南的漕米便可由江南河、邗沟北行,再由通济渠至坊头,又由坊头入永济渠北上,经今天津达于琢郡。正是由于位置的重要,使天津成为我国古代北方漕运的枢纽。

        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天津军粮城地处平虏渠南端和海河近旁,是唐代停泊海上与内河漕船和储存军粮的重地。唐代虽有军粮城出现,不过是临时屯集军粮,并未形成稳定的聚落和城市。杜甫的《后出塞》诗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当时的渔阳郡就在今日天津城北及东北部一带。

        唐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维持北方社会发展,要求漕运经常化,经由天津的水运活动便成为常态。金人迁都北京,在今河东大直沽一带设立“直沽寨”,以拱卫京师。当时,运往中都的漕粮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路。各地漕粮先入御河(今南运河),然后经直沽寨入潞水,达通州再入闸河进入中都——北京。直沽寨成为联络河北、山东沿河诸州和通往中都的枢纽。

        元朝定都北京后,随着大运河的疏通,直沽成为京畿门户和水路交通枢纽,天津城的海津镇成为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伴随着漕运的兴盛,商品流通,明清天津城逐渐发展起来,一度出现“市集诸番舶,百货倍往,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繁华场面。《畿辅通志》载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

        天津的形成始于隋唐大运河的开通,随着漕运的发展,天津逐渐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在民间素有“大运河载来的城市”一说。京杭大运河把长江、淮河、黄河和今天的海河串联了起来,天津就像这一条项链上悬挂的一颗璀璨明珠。
 

转自微信公众号“涛声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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