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视角下陆上丝绸之路地名文化研究
摘要：地名与文化共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陆上丝绸之路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是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地区的重要历史遗产。追溯陆上丝绸之路地名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名反应了我国历史上开拓丝路、经营边疆，商贸要道变迁，民族交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历史事实，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亚欧大陆文明的交融。
关键词：地名文化；丝绸之路；历史变迁
陆上丝绸之路，是按照传统观点专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陆上贸易通道。在这条通道上，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城市，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地名，这些地名十分古老，每一个地名就犹如一座文化宝藏，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出迷人的文化魅力。
地名是文化的化石，地理实体命名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或是人们对吉祥的期许或是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追忆等。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名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们不仅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物质文明的融合，也为文化传承留下了珍贵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人类文化生活的百态以及各地、各时期不同的文化底蕴。
一、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开拓丝路、经营边疆的史实
汉朝的张骞“凿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在此之后，汉王朝为建设和开发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发展。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不仅彪炳史册，而且在地名上也有所体现。丝绸之路上的四个重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都位于甘肃境内）的地名，就是汉王朝开拓丝路、经营西域、大展宏图的见证者。酒泉这一地名的由来众说纷纭，其中很多种说法都与丝绸之路的开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民间盛行的说法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武帝赠御酒一坛，犒赏有功将士，酒少人多，霍去病倾酒于泉中，与众共饮，故谓此泉为酒泉。”这则说法看似荒谬，但也着实蕴含了不少酒泉地名起源的信息，可与《汉书·西域传》中“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的记载相互印证。武威地名的由来也和霍去病将军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击败匈奴，收复河西走廊的“武功军威”，而设武威郡。至于张掖的地名则是“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水经注》对此的解读是：“张掖，言张国臂掖，以威羌狄。”凸显了张掖在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中重要的战略地位。敦煌郡的设置则展现了汉武帝在稳定了河西走廊的局势后，广开西域、大拓丝绸之路的宏伟志愿。敦煌地名有“河西盛大、辉煌”之意，在《汉书·地理志》中敦煌郡条注曰：“敦，大也；煌，盛也。”其境内龙勒泉的地名也与此密切相关，据敦煌县博物馆藏的《寿昌县地境》载：“县南一百八十里。按《西域》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得骏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因以为名。”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越南名称来源跟中原的中央政权处理边疆问题有很大关系。《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云“：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 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 全壤。天朝褒赐国号，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 封；且在百越之南，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 ‘越南’。”
汉朝在开通丝绸之路后，为保证丝绸之路安全，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不断到这一地区屯田移民，这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如“南河城”“南城”“员渠城”“尉犁城”“渠犁城”“发放亭”“安置寨”“移庆湾”“西移村”“移民庄”“高家屯庄”“东坝屯庄”“北屯村” “沙滩屯庄”“屯升”等。而为丝绸之路上过往行人提供安全保障和食宿的驿站也不断出现，涌现出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地名。在锡伯语中，新疆格热木的地名是“驿站”的意思。新疆的洪纳海这个地名，在突厥语中也是“驿站，站口”的意思。还有新疆的兰干乡在维吾尔 语中仍是“驿站”的意思，因早年路边有店，过往行人马 车在此停歇而得名。新疆的色帕巴依，在柯尔克孜语中意为“交通要道”，因为在过去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 商旅多在此地留宿而得名。而在西南丝绸之路上，更是出现了众多的驿站，很多地方的地名都来自这样的驿站，如四川境内的双流二江驿、新津三江驿、雅州百丈驿、名山顺阳驿、荥经南道驿等等，这样的地名合计不下百余处。为了更好地标示相关距离，在丝绸之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如三十里堡、四十里 堡等标志里程的地名。今武威还有七里乡、四十里乡、四十里堡、二十里、十三里堡，张掖有三十里店、八里堡、二十里堡等地名。
二、反映了丝绸之路这条重要商贸要道的变迁
陆上丝绸之路众多关隘的地名也是这条中西交通要道历史变迁的见证者。甘肃的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号称西北丝路上三关。玉门关与阳关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关隘，它们都是在汉武帝征伐西域时设置的。它们的设置有效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是丝绸之路兴衰的晴雨表。玉门关所蕴含的意思是“西域特别是和田等地的美玉皆从此过关”，阳关则因位于玉门关之南而得名。新疆的铁门关是古代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晋代在此设关，因其险固，故得此名。陕西的潼关十二连城是指在唐代以后，历代沿关外3公里处的禁沟夯筑的12个相连的方形土台，因与潼关城紧密相连，故有此名。甘肃的嘉峪关因位于嘉峪山而得名，但因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其更多的是军事上的象征意义。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清溪关（今四川境内）也是非常有名的，其地名的历史反映了在一段时期内唐与南诏的关系，在《新唐书》中记有：“韦皋凿清溪关，以通好南诏，自此出邛部，经姚州而入云南，谓之南路，为唐重镇，盖清溪关已没于南诏，皋收复之也。”途经四川灵关的灵关道（零关道）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对于灵关的位置及其作用现在虽有争议，但无疑它是一条非常繁荣的古代商贸之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其“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同样位于云南境内的镇雄县也寓“镇守雄关”之意。除了雄关之外，丝绸之路上的许多道路的名字也非常有特色，大部分道路以所经的核心城市为名，但也有不少反映其地形特点的名称，比如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五尺道（位于四川、云南境内）就因其宽仅为五尺而得名，从这个地名我们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险陡程度，大量考古文物的发现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繁盛，可知当时商旅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道路上。而甘肃的高台县因其境内的军事要地高台而得名，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曰高台者，以其地稍高，控扼番戎之要冲也。”
三、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的交流
陆上丝绸之路是多种文明交流之所，而作为文明载体的语言文字也在这里交相辉映，发出耀眼的光辉。世界上的主要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高加索语系、汉藏语系等里面 的众多语言通过地名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活动过的痕迹。在这些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化，出现了不少双语甚至多语地名。以几个新疆的地名为例， 如古代西域王国于阗就是“（üdün）-Keriya”这样的印欧—突厥双语地名，还有“新和 -Toksu”这样的汉语—突厥语地名，以及“ 福海 -Burultokay”这样的汉语— 蒙古语地名， 甚至出现了“乌苏-Xi- hu-Kürharusm”这样的汉语—突厥语—蒙古语三语地名。这种情况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相互交往中文化不断融合的表现。丝绸之路上的和田（新疆境内）， 在回语称为“黑台”，就是汉人的意思，在藏语中是“玉石城”的意思，而在印欧语中则是“栅栏”“牲畜圈”“碉堡”的意思。龟兹是古龟兹语 Kutsi 的音译，另有丘慈、丘兹、屈茨的译法。龟兹语又被称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龟兹这一地名的出现是印欧语系在东方分布最好的证明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称呼印度为“身毒”，而在《后汉书·西域传》中称为“天竺”，《续高僧传》中则称为“贤豆”，此外还有忻都、盈丢、胫笃、婆罗门等称呼，《大唐西域记》中认为应用“印度”二字：“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尽管玄奘对印度这个地名的转译存在一些疑问，但现在已经成为对这一地区的普遍称谓。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在古塞语中的意思是“柳树林”，在回语中的意思是“格斗”，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则是“优美的牧场”。新疆吐鲁番因唐代的吐蕃城而得名，但其在不同的语言中 却有各自的意思，如在回语中是“蓄水”的意思，到了维吾尔语中则是“富庶丰饶的地方”“都会”的意思。新疆哈密这一地名的起源争议尤多，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语“有沙漠的地方”之意，还有人认为是古伊朗语“盆地、洼地”的意思，也有的学者根据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突厥语解读为“西域门户”的意思，《西域同文志》则解释为回语“瞭望台”，也有人认为是蒙古人在突厥语的基础上，在读汉译音的时候，简化为哈密。关于哈密这一地名来源的争议，充分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地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泰国名称的来源也是这种语言复杂性的体现。泰国在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暹罗，这与梵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暹罗（Siam）出自梵文（Syam）。因这里盛产黄金（Syam），故有此名。但对暹罗地名也有不同的解释：“一说 Siam 源于梵文 sian，为‘棕色’之意，指当地居民皮肤的颜色。另说 Siam 一字出自 sham，因缅人向来称呼掸人或暹人为 Tsi- am，Siam 可能由此演变而来。但大多认为暹罗一名是由古暹罗国和罗斛国合并改称而来。”
因为丝绸之路沿线语言的复杂性，许多古代命名的地名的所属语言已经消失，这给我们开展丝绸之路地名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如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条叫“三甬碑”的街道，当地人读作 Santungbei， 在经考证后认为：今天乌鲁木齐人把“三甬碑”的“甬”字说成“tung”，显然是上古音之遗迹。吐鲁番一直被认为是突厥语中“瓜果”或“绿洲”的意思，但 实际上这个地名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西州于晚唐为吐蕃所据，疑其时呼为吐蕃城，音转为吐鲁番耳。近人以蒙语，回语释之， 非探本也。论唐书吐蕃传之蕃字，亦当读为潘。吐蕃故国汉人呼为西藏，番俗不知此号，惟自呼曰图伯特 或曰条拜提、曰退摆特。欧洲人呼为替卑得。其伯字、拜字，摆字、卑字皆蕃字转音。亦即蕃当读潘之证也。又按汉地志鲁国番县应劭曰音皮，师古曰土俗各有别称不依本字。此又蕃字不必读方烦切之证也。”
甘肃永昌是汉晋南北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对外口岸，是当时四方货物汇集、各种民族和文化聚集之所。该地名的起源就与佤语有很大关系，魏德明认为“永昌”是“永艾昌”的省写，意为“艾昌之地（寨）”。袁娥、赵明生经考证后认为“永”字头地名正是佤族语地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佤语中，它的“寨子”“村落”“家族”等含义，再次确认了魏先生的说法；并通过对历史上“永寿”“雍乡”““阳温暾”地名，以及在佤族聚居的阿佤山区“永”字头地名随处可见的事实，论证了这个推断的合理性。
丝绸之路沿线地名丰富的语言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迁徙有着很大的关系，是这种历史事实真实的反映。在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不断角逐，频繁更替。虽有一些民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众多的地名无疑是他们曾经存在过的最好例证。
在颜师古注的《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说：“今雍州醴泉县有山曰温宿岭，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而在徐松的补注中说：“《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县、安定县有月氏道、上郡县有龟兹县，盖亦类此。”在甘肃河西走廊有条疏勒河，而在新疆境内则有疏勒县和疏勒镇。疏勒一词一般认为源于古国名，是粟特古族名的音译。在《沙洲伊州地志》中出现的一些地名就和粟特人的移居有很大的关系，其记载有“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路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在唐朝设置的伊州三县之一的纳职县，根据相关记载，就与移民的迁居有很大关系。《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记载: “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二十里……唐初有土人都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啧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位，历焉者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逐遂以为号耳。”
有人根据对新疆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研究，指出：“自然地名分布的地域性反映了民族的迁徙或历史的变迁，最为突出的是蒙古语地名‘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反映了历史时期蒙古族的民族迁徙及活动区域。”对于缅甸地名的来源，在“中国古称之掸国，唐时称骠国，宋称蒲甘，同时亦称为缅甸。因与中国相距遥远，道路阻隔，故称之为缅，即遥远之意；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合称缅甸，即遥远的谷地。英文名 Burma，来自得楞语的 Brahma，其词源可能与婆罗门或梵文有关。缅甸人自称巴玛（Bama），梵文作 Myamma，意思均为强者，据说这是缅人对自己民族的赞颂。也有人认为 Brahma 一名是早期移民给当地居民起的名称，也是强人的意思。”
陆上丝绸之路这种频繁的民族迁徙，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很多地名与这些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和古族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以古鄯善国而得名，新疆哈密市伊吾县以古伊吾国而得名，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也是源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名。再如新疆境内的轮台县以古轮台国而得名，若羌县以古婼羌国而得名，莎车县以古莎车国而得名。据考证新疆的尉犁（包括天山北麓的“于娄”、“于赖”）地名源于乌古斯部族的 Jyr覸gir古部落。而 “姑师”“车师”正是乌古斯部族（Oghuz）的不同音译。新疆阿羌乡的地名也来自古羌人的部落名。
四、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经济发展状况
陆上丝绸之路的地名也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特色的影响，很多地名即源于此。新疆古地名高昌的名称即是经济对地名产生影响的一个很好体现。
《魏书》说“：其地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新疆的麦盖提县似乎是古伊朗语中“集市”的意思。吐鲁番市的鲁克沁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历史上曾被称为柳中、柳城、鲁古尘，而在《西域同文志》中称为鲁克察克：“回语。攒簇之谓。其地居民稠密故名。”《西域同文志》中，新疆的阿克塔斯地名含义被解释为：“准语，阿克塔，骟马；斯，人众也。居人多牧骟马，故名。”
依干其是新疆阿克苏市的一个乡，其维吾尔语是“鞋匠”的意思，据说早年因制作马鞍的鞋匠在此地开设作坊而得名。新疆乌尔禾区，因其用套子打猎的办法而得名，乌尔禾在蒙古语中就是“套子”的意思。而新疆拜城因多牲畜，生活富裕而得名，“拜”在维吾尔语中就是“富厚”之意。这样的地名在《西域同文志》中大量出现。还有维吾尔语中的夏特瓦哈纳是“织土布房子”的意思，提拉阔其斯是“黄金街道”的意思，伊底克买里斯是“丝绸村”的意思；而作为养蚕必备的桑树，在地名中也有体现，新疆的玉麦乡就因此而得名，玉麦即维吾尔语中的“玉吉买”，就是“桑树”的意思。这样的地名在维吾尔语中还有很多。在《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的沙州“兴胡泊”就因居住了大批从中亚来的兴胡（胡商）而得名。在一些以塔吉克语命名的地名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萨热拉”是“粮多”的意思，“达布达尔”则因其地处交通要道，而有了“门户”的意思。新疆阿瓦提地区在维吾尔语中是“繁荣”的意思，就是因为其靠近丝绸之路上的莎车城，地丰人旺而得名。新疆桑株这个地名的含义有争论，一说是藏语“吉祥如意”意思，另一说《西域同文志》则认为其另一名称萨纳珠和丝绸之路的商业交往有很大关系，其曰“：萨纳起数之谓，指人而言，其地为各藩通商为界，回人旧于此通税稽查通商人数，故名转音珠。”启浪，又称其兰，是维吾尔语“其兰迪”的转音，意为“浸湿”。就是古代的时候商人路过此地，遇上洪水，货物掉入水中，皆浸湿，故得名。
四川成都，历史十分悠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对于成都地名的来源，有人认为是源自“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也有人认为源自《太平寰宇记》记载所描述的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种说法尽管有所争议，但它确实反映了成都工商业发展的轨迹，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成族（蜀族）人来这里居住而得名。尽管如此，成都作为蜀锦的产地、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中原与西南地区，以及南亚地区交往所作出的贡献不容抹杀，它的别称“锦官城”“锦城”“锦里”就是最好的见证。云南宾川县也因古时商贾云集、宾客来往而得名，在《云南宾川县地志资料》中记有“：查宾川县治之南，有宾居荡，商贾云集，为宾客来往之地。明弘治七年置州，即名宾川。”新疆克拉玛依中的“克拉”是维吾尔语“喀拉”在北疆的变音，意思也是“黑”，“玛依”是 “油”，就是“黑色的油”的意思。四川雅安在藏语中是“牦牛尾巴”的意思，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藏族人用牦牛尾巴交换茶叶等物品的历史事实。云南腾冲县旧时曾称“藤充”，就是藤很多的意思。在《徐霞客游记》中说“：以地多藤，原名藤州。”这种藤属此地的特产，《腾越州志》记载：“藤则细者可为绳，大者为杖，凡百器皿皆可以为，而腾越所独名州，则以此焉。”多藤，同时因为此地还处滇西门户及交通要冲，故得名腾冲。而大夏国的都城蓝市城（Puska-Ravat）的意译就是带青色城的意思。
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康居、康国，在《明史》中才开始被称为撒马儿罕，其确切含义已很难考证，但据称是一位叫撒马尔的阿拉伯首领占领该地后，以他的名字命名。波斯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以其源出地帕尔斯（Pars）而得名。Pars 在塞姆语是马夫的意思，而梵文的意思则为骑士，这都与波斯盛产骏马，善骑射有关，这与波斯人在丝绸之路的文化形象很相符；而波斯一词在古伊朗语中“皮毛”的含义，则揭示了波斯人在丝绸之路之上的主要贸易产品，正如赛里斯（Seres）这个名称对中国的文化含义一样。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其名称 Di- mashq 是阿拉伯语 Dammeseq 的希腊文形式，其意思为“作坊”。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奥什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在历史上它的梵文名是Sutrishna（苏对沙那），后又有“倭赤”“鄂什”“卧什”等称呼，冯承均考证后认为奥什就是古代的贰师。贰师在汉代读作 rieshi，这与 Sutrishna 中的 rish 语音相近；在清代，“贰师”在汉语中读做er shi，往往被简读e-shi，e shi 与 Osh 的音很近，而在柯尔克孜语中， Oosh 就是交换的意思，这是对奥什在丝绸之路上贸易中转站地位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尽管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陆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流的大动脉，各种文明不断在这里汇聚、交流、融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的地名，就是这种文明交流的最直接的“亲历者”，揭示出丝绸之路不断变幻的历史场景，反映出丝绸之路多元化文明特色。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地名的类型不断增多，文化内涵不断增加，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多姿多彩、内涵隽永的丝绸之路地名文化百态图。（作者：孙振民）
来源：《双月刊》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