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地名文化现象透析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在社会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它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心态和风俗等。在语言的发展中，地名的变化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
1地名与先民迁徙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移民是带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因素。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交流，产生新的文化。这些变化情况从各地流传下来的地名可以反映出来。
1.1地名印证汉族人重宗族的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在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时，他们也会将宗族的观念印证到所居住的新地区的名称上。
在东北地区，有许多地方的名称冠以姓氏，这就是宗族观念在地名上的体现。东北的移民大多是从山东来的，他们从山东来到东北后，先建一个窝棚，以此为基础，同族同姓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村落。窝棚的集合以同族同姓为基础，这样，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到东北，而村落的名字便以聚居的宗族大姓命名。如：以李姓为主的地名有李村、李庄、李家店、李家镇、李家堡、李家屯、李家寨、李家桥、李家坪、李家山、李家湾等。
“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赋予他某些规定性，用以形成一种姓氏制度。”在中国，姓氏具有很强的文化色彩，是宗法制度的体现。地名冠以姓氏，正是宗法制度影响人们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
1.2地名印证军事战事
历史在向前发展，古代征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可以从地名中追溯古代战事的足迹，它是军事战事的见证。例如，明王朝平定云贵之后，留守驻军实行兵屯，许多村落的名称就留下了兵屯的遗迹。明王朝为了开发边疆，在全国设立了十多个都指挥司，都以下设卫、所，所以下设堡，等。云南陆良县有左所、右所、后所；刘官堡、李家堡等地名。而驻军的官兵也有家室，他们所屯聚之处大多是未开发的村庄，于是带军屯色彩的地名就应运而生。地名中称官的，该地的军事首领大多是千户、百户，如刘官堡、朱官堡、方官屯、黄官庄等。地名带旗，首领大多是总旗、小旗，如曹旗堡、朱旗堡、朱旗田等。因为军职是世袭的，所以村庄名冠以该官员的姓氏。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的名称都带有“都”字，这也是军屯留下的痕迹。“都”是晚唐的军队编制的单位，每个“都”的官兵数额从一百至一千不等。因此地名中就有了“都”字。如，浙江的八都、福建的六都、湖南的三都、广东的四都等。这表明此地曾经有驻军或实行过军屯。
1.3地名反映汉族人怀旧的心态
在移民的过程中，移民都将自己旧地的地名移到新地，以表达移民怀旧、恋旧的思想感情。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反映了人们强烈的热爱家乡的情怀。当人们离开家乡，会将对家乡的怀念带到新的地方，用家乡的地名来表示自己的思乡之情。
北京许多地区的村名，都同全国的许多地方的名字相同。北京地区大兴县东部和顺义县西北部的大同营、屯留营、上下黎城、潞城营、霍州营、忻州营、更县营、东西绛州迎营、稷山营、蒲州营、红铜营，都与山西的州县名相同。明初自洪武二十一年至永乐十四年，有文献载录的山西向北京移民就有7次之多，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使得北京地区有了同山西一样的地名。
同样的情况在甘肃也存在。敦煌县的地名多与甘肃各县相同。三危乡有泾州、两当、会宁、镇原、狄道、灵台等村名；杨家桥乡有礼县、安化、洮州等村名；孟家乡有西宁堡、和州堡、武威堡等村名。这些村名的形成，与清雍正初年从当时甘肃全省56州县移民两千户有关。各州县迁来的移民按政府划定的区域居住，并以原来的州县命名新村。所以，今天的敦煌才与甘肃各县的县名相同。
2地名与地域经济
地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种经济情况可以从各地的地名考察出来。
2.1地名反映行业特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以本地的行业为地区命名的依据。杭州在历史上曾用过的地名，反映着杭州地区的行业发展情况。如：盐桥、炭桥、菜市桥、柴木桥、柴垛桥、卖鱼桥、卖马巷、炭桥巷、米市巷、糖饼巷、马市巷、花市巷、布市巷、剪刀巷、菜市门、柴木场、牛皮街等。
中国的经济是以一家一户的手工业作坊开始的，北京的许多胡同的名称都源于某种著名商品。如：麻线胡同、砂锅刘胡同、豆腐陈胡同、烧酒胡同、绳匠胡同、大酱坊胡同、赵锥子胡同、裱褙胡同、大糖坊胡同、白纸坊胡同等。
2.2地名反映商业贸易情况
追溯各地区的经济贸易情况，可以从各地流传下来的地名去考证。在我国清代，内地经济呈放射状向边区发展，自然也就将商号分店开到边区，于是店号就作为当地的地名。如：在内蒙有天巨德、长盛号、天兴隆、兴盛茂等，这都是北京大商号的名称。
3地名与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统治人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是以对自然的神灵的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信仰和崇拜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特点。在我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许多地区的命名都以宗教为主要依据，这也反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
在西藏，有许多同佛教有关的地名，反映了西藏地区的宗教特点。如：北禅寺、南禅寺、大昭寺、小昭寺、塔尔寺、楚布寺、色拉寺、喇嘛林寺、桑日卡玛当寺、桑耶寺、卡玛当寺、绒乡寺、旦斯廷寺、麦热寺、多吉扎寺、昌珠寺等。在北京地名中，有一些建筑名称取自于道教，如：龙王庙、药王庙、关帝庙、宣灵庙、城隍庙、白云观、崇云观、老君堂等。
4地名与意愿感情
4.1地名反映人民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决心
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又处在大自然的威慑中，因此，对大自然充满着敬畏和崇拜。从地名的命名中，就反映了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辽宁境内有一条河叫辽河，经常泛滥，为使辽河地区永远安宁，人们将辽河地区叫辽宁。北洋南面的永定河，以前叫无定河，为使无定河永不泛滥，清代康熙皇帝下昭将无定河改为永定河。
4.2地名寄托人民安居乐业的思想
祈求太平、富寿、昌盛，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也从地名中反映出来。福建省的67个市名和县名中，取“福、泰、安、宁、和、平、清明、龙”字的占二分之一。广东省的街名中，带“福、禄、寿、恩、惠、华”也很多，有同得路、同福路、惠福路、长寿路、惠爱路、吉星路、文德路、宝华路等。北京有长安街、平安里、和平里、永安里、永宁里、太平庄、太平街、长春街、安定门、复兴门、泰安里、永康里、太平桥、万寿山、万里路、永定路等。
在全国，取名“太平”的地方有54处，取名“永安”的有29处，取名“永宁”的有26处，取名“昌盛”的有25处，取名“兴隆”的有24处，这都表明了人们安居乐业的思想观念。
5地名与民俗民风
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的行为表达方式，它是民族制度化的产物，也是一个群体的承诺。地名与民俗民风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5.1由俗变雅的地名
北京的“胡同”是民族相互接触的产物。“胡同”源于蒙古语，意思是水井，元代北京人喝水靠水井，许多胡同因水井而得名。这些胡同的名字因下层百姓的风俗习惯和所从事的职业而命名，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们的习俗，但其中也有一些不雅的成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不雅的胡同名字进行改造，主要采用汉语谐音的方法。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说：“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的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来是劈材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
5.2地名是社会政治观念的缩影
地名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随着时代政治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变与不变有着深刻的政治渊源。
（1）民族团结的需要而改变地名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地名含有殖民统治的色彩，现在都已改过来。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曾命名为归化、归绥，意为受汉族的统治。解放以来，为了民族团结，用了蒙古语的意义为呼和浩特，即绿色城市。
广西与越南交界的镇南关，改为睦南关，现改为友谊关，表现出同越南人民的友谊。
（2）社会政治需要而改换地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动荡，但每次动荡，都会在地名中留有痕迹。例如：十年动乱时期，许多城市的街名都改为具有革命色彩的名称。北京王府井改为人民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路，东方民巷改为反帝路，崇内大街改为红旗路，北新桥改为红日路，新街口改为红云路等。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这些地名都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6地名与地形地貌
大自然是变化的，但是依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区，确是我们推断当时地形地貌的语言化石。
那曲镇是西藏藏北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的集散地。那曲之名藏语的意思是黑水。因为怒江的源头在那曲北唐古拉山一带，向南流经那曲，后转为向东流去。该河水从唐古拉山发源后向南流经藏北草原，落差很小，多为沼泽地和盆地湖泊，大量溶集了腐植土和泥炭等。水中有机腐植成分增多，温泉成分又加入河中，故藏族牧民称为那曲（黑水），那曲镇名由此而来。
武夷山第一峰的大王峰，雄镇九曲溪口，拔地擎天，上丰下敛，因“具王者威仪”，故名大王峰。而玉女峰亭亭玉立，娟秀挺拔，宛如一位明丽动人的少女方罢沐浴，傍妆镜台而名玉女峰。水帘洞因其崖壁硕大无比，并自上向下凹陷，形成洞状，崖顶上常年有泉水飘洒而下，犹如水帘，故名。
地名有着深远的文化内涵，薄孝荣先生说：地名文化“既包含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特别是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政治学……”。因此，研究地名文化大有裨益：一是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二是有利于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旅游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