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文化研究| 周家口的兴起

很早以来，古周家口一带就是低洼之地。按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商水县”条下记载：丛台在县北二十五里，系“楚王游观弋钓地，或税驾于此，往往有嘉禾丛生。”雍正《河南通志》亦云“丛台在商水县城北二十里，楚襄王因筑章华台并筑此台，以像华容之地”。“税”通“捝（tuō）”、“脱”，“税驾”即解下驾车的马，停车，有休息或归宿之意。华容，在云梦泽北（见《汉书地理志》）。今丛台在贾鲁河口北约7华里。由此可证，古周家口一带自古就比较低洼，是像云梦泽一样的沼泽之地。
三国时期，邓艾为典农使，行陈、颍之间，东至寿春。邓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尽地利，遂开筑陂塘，大兴溉灌，军储丰足，因筑溉灌城（又名灌溉城、水灌台）于颍水之侧（见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今沙颍河南岸约1公里周口水灌台即此。
元末明初，因黄河泛滥，周家口一带又形成了北池湖。鉴于今商水之北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处，在明代前期实为北池湖，那里一片汪洋，众河交汇，故没有任何商业网点，更没有所谓的周家口。周家口则应起源于明嘉靖年间之后。理由如下：
（一）成化疏浚创造了条件
周口贾鲁河自元末由通许之西黄河分流以来，明正统十三年又为黄河荥泽孙家渡、陈留金村堤、黑潭南岸及新乡八柳树口等决口所夺，泄洪任务愈加繁重。为了保证上游水流下泄，因而不断疏浚。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明景泰、天顺间，“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为防“开封终为鱼鳖之区”，乃“相度旧河或别求泄水之地，挑浚以平水患”；明成化十四年，河决开封，河南巡抚李衍奉旨对周口贾鲁河进行疏浚，由八角河口直抵南顿。后来，沿河地方官府也进行部分疏浚。成化二十一年（1458）以后，扶沟知县李增又进行了疏浚，“不得已而新开惠民河分支流入于溱洧，以杀蔡河之势”（见明万历何出光《扶沟水患图说》），引导扶沟贾鲁河之水由双洎河至西华县，经县城北，东注小黄河。此后，张单口以南河道淤塞不通，李增所疏浚的经双洎河（洧水）通往西华城西的河道成为周口贾鲁河的主河道。
（二）潘季驯治河稳定了河南境内河道
弘治六年，御史刘大夏又奉命自荥泽县孙家渡口开河70里，导水南行，使周口贾鲁河又一次得到疏浚。此后又进行长期疏浚。《名山藏卷之四十九·河漕记》“黄河”条下所云“逾年，孙家渡渐壅而奔流，(张)鼐复疏治之，由朱仙镇以复项城故道，盖五年而成工”，即此。但这些疏浚与成化年间的一样，都是为了泄洪排水，因而标准很低。清初《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所云:“嘉靖四十四年已后，河患移于徐、沛，而汴南之患稍纾”；道光《淮宁县志·卷之四·山水》“古黄河”条下亦云“弘治后，河北徙，山东受害，陈州水患消宁矣”，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疏浚标准较低，以至于嘉靖十四年（1535）总河副都御史刘天和抱怨：“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南徙，弘治间淤塞，屡开屡淤，卒不能通。”（见《明史·河渠志》）。明弘治间李东阳（1447～1516）《孙家渡神祠记》《安平镇减水坝记》也均有相同记载。嘉靖二十五年，都御史方纯在谈到孙家渡支河时也上疏曰：“寿春王寝园密迩淮河，冲决之患亦不可不虑。况弘治迄今，凡十有五浚矣，卒莫有成”（见嘉靖《河南通志·卷之十四·河防》）。平均每3.5年疏浚一次，仍未能保证孙家渡河的畅通。嘉靖四十四年（1565），明世宗启用潘季驯（1521～1595）开始治河。至万历初，潘季驯治河功成，才尽断旁出诸道，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的主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唯一的河道。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此后二百八十年，黄河虽也经常发生决口改道，但不久皆引归故道。大致南决以入涡、入颍为多，北决皆归大清河（即北清河）。由于潘季驯以后黄河不再经常从开封一带决口，所以，周口贾鲁河才不至于经常淤塞或决口，从而具备通航的条件，形成稳定的航道。《明史·河渠志二·黄河》还记载：万历“二十年三月，季驯将去，条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两行，新河不当开，支渠不当浚。又著书曰河防一览，大旨在筑堤障河，束水归漕”。潘季驯在退休前，又上书朝廷，阐述自己的治理理念，为中原河道聚水通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潘季驯治河期间，还把周家口以南经杨家湾、练集、焦炉埠口东南流的河道予以填塞，也为周家口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明隆庆年间周家口名称尚未固定
隆庆四年（1570）黄汴所著《一统路程图记·卷五·江北水路》始有周家口的记载，但第十一条路引 “颍州由前河至汴城水路”、第十二条路引“颍州至襄城县、钧州水、陆路”中均写为“周家口”，而第三条路引“ 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中则写为“周家店”，这并非是作者或印刷的舛误，而是那时周家口名称还不固定，有时称周家口，有时称周家店。“聚落小而可憩行旅者曰店”，故明隆庆年间周家口的规模应该很小。
（四）万历年间周家口仅仅“舟楫通行，略无阻滞”
因会通河经常淤塞，疏通成本较高，万历年间，有人建议国家漕运寻求新的替代河道。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二月，湖广茶陵州知州范守巳向朝廷建言：“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镇而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沈丘（注：今沈丘县老城镇）之南，在元史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州正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自朱仙镇而北而西，至郑州西北惠济桥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当修浚……由郑水而徐吕之道无问之策，无逾此者。臣怀此已二十馀年，因会通河无阻，不敢轻言。今屡浚屡塞，而黄河又冲决无时，侵逼益甚，与其竭海内脂膏以填不测之壑，孰若改弦易辙就此易竟之功绪也。”（见《明神宗实录》）范守巳（1542～？）是河南洧川（今开封市尉氏县洧川镇）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对周口贾鲁河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对这条河道关注了20多年，才给朝廷提出这个建议。他奏章中的“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之言，证明万历三十二年之前的20多年间，周口贾鲁河并非是“千帆云集”的场景。《万历野获编》《行水金鉴》对此也均有记载。
（五）明代商水铺舍设置没有周家口
明成化《河南总志·卷三·开封府·铺舍》“商水县”条下记载：“北路：杨家湾铺，东接陈州总铺；丛台铺，北接西华县丁家口铺”。
杨家湾就是今周口市区南部杨脑村。明代杨姓迁此定居，因村址在古河道流经的河湾中，故名杨家湾。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河道中挖出一石碑，上刻“杨家湾古之名镇也”。后改为杨脑，盖因河湾之形有动物大脑之状也。
丛台铺,又名崇台铺、丛台、皇庄坡,俗称铜胎铺，遗址位于周口市沙河北、川汇区金海路办事处，东距贾鲁河约200米，南距贾鲁河口约7华里。2002年，该遗址被周口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杨家湾位于周家口南，丛台位于周家口北。丛台铺北接西华，杨家湾东接淮阳，并未向北通到丛台铺。古代铺舍设置当为全国统一设置，明成化年之前周家口南北均有铺舍，唯独周家口没有铺舍，很有可能因当时没有周家口，杨家湾之北当时仍然是一片洼地。明万历年间，虽然有了周家口，但铺舍仍然设在杨家湾，说明彼时周家口规模较小，地位仍然不如杨家湾。乾隆《商水县志》“铺舍”条下记载：“杨家湾铺，东北十二里，明万历间知县张可观修。今废”；“崇台铺，县东北二十里”。根据乾隆《商水县志》和《河南通志》的记载，张可观是直隶顺义人，万历二十年岁贡，神童，万历三十三年由商水知县升任郑州知州。其在商水任知县时所修的杨家湾铺距离商水县城12里，应在原北池湖之南3里，而清代杨家湾村却在商水城东北15里（乾隆《商水县志·卷之一·乡村》记载“杨家湾，城东北十五里”），这说明北池湖水退后，居民又向北迁徙了。
直到清初，顺治《商水县志》“铺舍”中才有“周家口中火铺”（中火铺就是供旅客途中用午饭的处所）的记载，而彼时杨家湾铺已废，与黄家冲、柴家堂皆“有店无集市”。乾隆《商水县志·卷之一·乡村》“集市镇店”条下也云“杨家湾，俗呼为杨家脑”，与黄家冲、朱家塚、柴家堂四处皆“有店无集市”。由此可见，周家口、杨家湾，两者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与顺治《陈州志》有关周家口系清初“新兴”集镇的记载完全吻合。
从陈州旧志的记载来看，明清时期，从未有设置陈州周家口的驿站或铺舍。在康熙《续修陈州志·淮宁县图》中，搬罾口（今淮阳搬口）至周家口有陆路，李家集（今淮阳西南李集）至陈州城有陆路，但搬口和李集之间被柳涉河和故黄河阻隔，不能畅通。直到道光时期，《淮宁县志》才有这两条河道建桥的记载。康熙年间，周家口已经很繁华了，但周淮之间仍没有官道，足见周家口乃是刚兴盛不久。
（六）明成化二十二年后商水基层单位新增三里
按《大明一统志》和成化《河南总志》记载，明初商水设九里，县城置四门，按仁、义、道、德，“四门取四乡名，东曰仁化，南曰义和，西曰道泰，北曰德政。全县按仁、义、道、德设九里。成化《河南总志·卷三·开封府·田赋》还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商水县共有起科官民田1135顷，不起科官民地974顷，全县设九里，而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张德崇清丈地亩碑记》所载商水原额地12530顷，实际丈量出12905顷，全县设十二里。从成化到万历近百年的时间内，商水县田地增加了一万多顷，社会基层组织也增加了3里，这其中除了人口增加、土地隐匿等因素外，黄河等河道水退形成滩地应该也是田地增多的一大因素。万历《知县张德崇清丈地亩碑记》所载全县设十二里为：仁一里、仁二里，义一里、义二里，道一里、道二里，德一里、德二里、德三里，在坊里、太宁里、忠顺里。在地方志书中，一般而言，新设及被裁后又重设的地方都是排在最后，比如沈丘县在《陈州府志》中排最后，柘城县在《归德府志》中排最后，亳州在《中都志》中排最后。故太宁里、忠顺里均应为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河南总志》书成后新设单位，“太宁”里与“永宁”集之名意义相近，疑即周家口一带北池湖蜕变后新设之里。原北池湖在明成化之后的近百年间内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七）周家口《周氏族谱》原载周氏系明末迁入周家口一带
相传周家口得名于渔民周国昌，现其后代为周口新街周恒中等人，但缺乏族谱及相关文字明确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朱隽瀛在周家口任厘金局局长兼管治安，时作《周滨集》诗及序，并对周家口进行了考证，当时周家口一带的父老传说是：“周家口之名罕详所自,有知者云,现住新街周某,其祖于乾隆间筑老寨,因此得名。”这就是说，新街周氏的传说最早仅上溯到乾隆时期，现今传为永乐年间实为后人不断踵事增华的结果。
现存商水县姚集镇赵楼村《周氏族谱》记载，商水周氏明洪武二年（1369）从山西洪洞县北王赵迁居山东金乡县，十一世祖恭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由金乡迁居陈州商邑齐家口西沙河摆渡，后两岸立市成集，演变为周口。先祖景春由周口迁至白寺镇周庄，又由二十二世祖治礼迁至赵楼。顺治《商水县志》、康熙《续修陈州志》没有齐家口的记载，乾隆《商水县志·关津桥梁》在“周家埠口”后云：“原止一津，今市广人众，非一渡所能，给设渡船数处……齐家埠口在市之东首下流”。也就是说齐家埠口在周家埠口之东。《周氏族谱》所载周氏迁入周口的时间与《一统路程图记》《商水知县张德崇清丈地亩碑记》等史料显示的隆庆年间就有周家口记载不符，可能是《周氏族谱》记载有误，也可能是周家口来源于另一只周氏。后来，周氏族人欲对此进行纠正，把迁入商水的时间更正为明永乐年间。但这就更离谱了。从族谱“世”“代”上来分析，商水周氏明洪武二年（1369）从山西洪洞县北王赵迁居山东金乡县，十一世祖恭由金乡迁居陈州商邑齐家口，其在山东金乡生活了10代，若按平均每代20年计算，迁入商水的时间大约应在公元1569年，也就是明隆庆三年。但隆庆四年成书的《一统路程图记》就有了周家口和周家店的记载，说明隆庆三年之前可能这里已经有人活动，也可能周氏族人迁入的还要早几年。但无论如何，商水周氏于明洪武二年（1369）从山西洪洞县北王赵迁居山东金乡县后，十一世祖恭是不可能在永乐年间（1403～1424）就从山东金乡迁入商水的。
（八）顺治《商水县志》对周家口起源有相对明确的记载
明清时期周家口隶属商水，商水旧志对其有相对明确的记载。清顺治《商水县志·二卷·集市镇店》云：“周家口，在沙河南岸，明代居民不过百家。昭代于沙河北岸依寨结庐，因名永宁集，东西五里，南北二里，商贾辐辏称巨镇云。”《商水县志》云“明代居民不过百家”，说明周家口明代刚处于起步阶段。“昭代”一般指本朝，比如明朝历史，明朝人称为“昭代史”或“国史”，清初遗民称为“先朝史”，后代称为“明史”；顺治《商水县志·凡例》中也云“地名事迹一以昭代为正”。“昭代于沙河北岸依寨结庐”，说明永宁集始于清初，应系沙河南岸周家口居民在沙河北岸起的集，地名比周家口还要晚一些。顺治《商水县志》还显示，清初商水设28“乡村”，其中就有周家口，但顺治时期并没有设置永宁集乡村。直到康熙初，商水改设“地方”，永宁集后来居上，成为商水24地方之一。后来又增加周家口地方。明万历八年（1580），商水按明朝户部要求，在全县开展了清丈土地活动，借以清查民间隐藏的土地。《知县张德崇清丈地亩碑记》开列边地所隐藏地亩时云：“陈州：地名，周家口河北，太宁里朱蘭等共小地五十八顷九十八亩八分四厘”，又云“西华县：地名，龙胜沟……”，“西华县：地名，赵家集河北……”，“郾城县：地名，谭庄迤西……”。“太宁里”是明代商水十二里之一；一顷地相当于100亩。该碑告诉我们，通过清查，查出商水县太宁里民户朱蘭在周家口对面沙河北隐藏土地近6000亩。而当时周家口对面河北还没有形成地名，更没有所谓的永宁集，故称“周家口河北”（注：与此类似的还有“赵家集河北”、“谭庄迤西”等）。这与顺治《商水县志》所载是一致的。
成化《河南总志》、顺治《商水县志》和明万历《知县张德崇清丈地亩碑记》的记载相互印证，证明周家口不可能形成于明成化年之前。乾隆时期长篇小说《歧路灯》古今地名杂用，6次提到周家口，但其所述时事最早也仅上溯到明嘉靖时期。也可证在清人眼中，周家口最早也不会早于明嘉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