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郑州黄河流域古地名渊源及保护研究

摘要：在河南省黄河流域，郑州地区面积不大，但影响力并不小。郑出现较早的地名“管”，已有3000多年历史。郑州所属县区的地名源流，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三皇五帝时代。两汉、隋唐、宋代及元明清时期的地名，在郑州地区仍不少见。尤其是元代以后，该区域与黄河有关的地名自然风貌和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印痕。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原因，造成古地名消失或变更现象比较突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地名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传承地名文化保护地名“非遗”；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郑州黄河流域古地名保护和利用；用古地名文化讲好身边的黄河故事。

在黄河沿岸所有城镇之中，郑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城市。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因地势平坦，落差急剧减小，流速减慢，泥沙大量沉积，逐渐形成了“地上河”。郑州区域（含下辖县区市，以下同）的大部分河流根本无法注入黄河，而是向东南注入淮河。因而，郑州黄河流域仅包括巩义市、上街区全部和荥阳市、惠济区一部分及中牟县、新密市、登封市一小部分，面积1830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4.6%。黄河支流枯河、汜水主要在荥阳境内，伊洛河入河口在巩义。严格意义上说，除惠济区外，郑州市区也不属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流域，但考虑到与黄河的地缘关系以及文化意义上的黄河流域概念，我们把郑州市区和中牟沿黄区域也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关注该区域古地名（也称老地名、历史地名）的源流，从地名生态现状，探索古地名的保护问题。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夏、商、周的主要活动中心，但今天的郑州一带，沿袭下来的历史悠久的地名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这里并未成为中原或区域大都市，历史上随着不同朝代的变化，由周边的政权分治。

春秋时期地名“管”地（今管城区），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时属于郑国与卫国交界之地。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地名仍为“管”。秦代，郑州属三川郡。汉代，郑州属司隶部河南郡，地名筦（同“管”）城。东汉时期，属司隶校尉部河南郡，地名管城。东汉后期，军阀长期混战。三国时期，郑州属曹魏司州，河南尹。西晋、南北朝、隋代，郑州均属荥阳郡。郑州这个地名，直到隋代才正式出现，比管城要晚得多。至于《魏书·地形志》记载的“郑州，天平初置颍州，治长社城。武定七年改，治颍阴城”,其中的“郑”源于郑国的国名，西周时已经存在，但该地名位于长社（今许昌长葛市），跟今天的郑州并无关联。

隋朝之后，郑州这一地名也没有连续下来，中间断断续续。唐朝增设了道级行政区，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郑州属都畿道。北宋实行路、州、县三级行政，郑州属京西北路。金朝，郑州属南京路，地名管城。明代，郑州属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开封府郑州。清代，郑州属河南行省，开封府。到了1913年，郑州废州设县，称为郑县。一直到1948年10月，设立郑州市，这个地名才稳固下来，地名实体得到壮大发展。

从古地名的角度看，无论其出现的时间，还是使用的时间长短，郑州这一古地名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远远不及管城。

就郑州市区而言，自西周至唐，罕有地方志记载郑州的路名状况。宋代至明清，才有了零星记载。跟省内毗邻的古都洛阳、开封相比，古地名的数量和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说到黄帝文化，必须提新郑市。从今天的地形图上看，新郑已不属于黄河流域，但根据其地缘关系及其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影响力，必须阐述一下新郑的黄帝文化，以追溯这一带地名文化源头。

远古时期，新郑一带居住着一个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部落，其国君为少典。《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因出生并居于有熊国的轩辕之丘（今新郑市），取名轩辕，又因成长于有熊国的姬水流域，改姓姬。史传为黄帝的出生以及建都之地，故新郑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大明一统志·古迹》载：“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

与新郑相比，新密的黄帝文化和遗迹似乎更加丰富。新密与新郑的交界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龙山时期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据说它就是黄帝的都城“轩辕丘”。黄帝统一之后，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新密、新郑、禹州、豫西灵宝一带。目前发现的新密境内的遗址遗迹最多，达50多处。兹举三例。一是黄帝宫，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圣地”“天下第一宫”和八阵兵法研创地。该遗址位于新密市刘寨村，遗址四面环水，易守难攻，曾是轩辕黄帝与大鸿、风后、力牧等诸位大臣建宫筑殿、练兵讲武、研创八阵图的地方。二是具茨山，山中有一座山峰叫大鸿山。大鸿是黄帝手下的大将，通医道，晓兵法，著有兵书《鬼容区》。大鸿山上有一座城郭，就叫“大鸿城”。三是大隗。据说，大隗是新密具茨山上一个得道高人，是大隗氏族的首领。他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与当时的有熊氏联系密切。当年，黄帝筑造都城“轩辕丘”的时候，大隗氏族曾经派出族人帮助黄帝，因而在新密古城寨才流传下来“一夜鬼修城”的传说。后来，黄帝访得大隗之后，因大隗贡献大，黄帝就把大隗曾经隐居的地方叫作“大隗山”。后来的大隗镇，也因其在大隗山山脚下而得名。其他地名，诸如马骥岭、养马庄、草马沟、黄路坡、草岗、仓王村、大隗河屯、苟堂的讲武山、白寨的摩旗山等地名，传说均与黄帝有关。

古地名王城岗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初年的都城。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约500米的台地上，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经碳-14测定，前2000年，而城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这与夏商周年表的夏始初年相一致，也与古文献记载的“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相吻合。

还有关于古地名邙山的神话传说。传说西海之中有一条修炼万年的大蟒，听说玉帝到下界巡视，前来讨封。不成，便窜入中原大河中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发现巨蟒作怪，挥剑与巨蟒交战七天七夜，终于斩杀恶蟒。蟒血流进大河，把河水都弄浑了，就成了黄河；百里蟒身化成蟒形山岭，这就是邙（蟒）山，又叫邙岭，别名蟒山、虻岭。

郑州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地名，除了祭城，就是管城和圃田了。先说祭(zhà)城。祭城，原为祭城镇，现为郑东新区祭城办事处。根据《祭城镇志》记载，祭城在3000年前是商代、周代诸侯国祭国的国都。商朝时期，一位负责祭祀的官员因忠于商王，便被封赏到今郑州市祭城镇一带建国。因受封者为主管祭祀的官员，国名称为祭国。西周时期，周成王的叔叔周公因平乱有功，其第五子受封于此，修建祭伯城。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郑国军队攻城。祭伯城一带的民众在亡国之后，基于怀念故国，准备集体改姓氏为祭(jì)。考虑到祭有祭祀的意思，后来商议把读音改为祭(zhài)。到了春秋时期，祭伯城因为祭(zhài)姓的出现，其读音改为祭(zhài)伯城。南北朝之后，因战乱外来移民较多，把音念转了，这个地名被读为祭(zhà)伯城。再后来，祭伯城被简化为祭(zhà)城了。

再说管城。该地名与西周封国管国相关。《左传》记载：“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管城，管叔所封也。”西周初年，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封他的弟弟管叔鲜于管（今郑州市管城区），建立管国。周公摄政后，管叔鲜因叛乱被杀，管国被废除，沦为管地。东周时期，管地先后归郑国、韩国等诸侯国管辖。到了秦代，在管地设置了管县。至今，郑州市区还有管城区和管城街两个地名。

圃田因古代的圃田泽而得名。《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雒，其浸波溠。”

除了上述地名外，郑州所属县区也有一些比较早的地名源头。如，古城村位于郑州市中牟县韩寺镇，因村边有座古城遗址而得名古城。相传，这里是古代的“箜篌城”。远古时期的箜篌城，周围水草丰盛，竹林繁茂，为制造乐器提供了很好的原料。箜篌城应属商代遗存，中国第一个乐神师延及其后代可能在此繁衍生息并缔造了中华民族的“音乐之声”。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箜篌城在中牟县东南20华里，昔师延在此造箜篌，以悦灵公。”

还有古地名巩县（今巩义市）。西周、春秋时，巩为巩伯国。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置巩县。巩县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而得名，历代因之。1991年，巩县撤县建市，取“巩县”的“巩”字与县城孝义的“义”字，更名为巩义市。“巩”即地域天然之美，“义”乃地域人文精神之美。二者结合，浑然天成。

再如，古地名虎牢。《水经注》记载：“穆天子传曰，天子射鸟猎兽于郑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注：葭，初生的芦苇）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然则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为关，汉乃县之。”由此生成的地名虎牢关，目前仍在使用。当然，荥阳（荥阳之名来自《尚书·禹贡》中的“荥波既潴”，即夏禹治水，将济水自温县引入黄河，南溢为荥，汇集成泽，称为荥泽。战国时期，韩国在荥水北岸筑城，名曰荥阳，从此得名）、广武、须水也都属于源头较早、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

孔子回车庙，坐落在今中牟县雁鸣湖乡东漳村文庙街西端，是祭祀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的地方。相传春秋时期的某一天，孔子周游列国至此，见街中间有一身系红兜肚、头上系着红头绳的七八岁儿童，正兴致勃勃地垒着土圈圈。子路赶忙上前说：“小孩让路！”那小孩站起来，神气地指着子路说：“你没看我这是城吗？只有车绕城走，哪有城给车让路之理？”子路无言以对。小孩儿又问孔子三个问题，孔子也答不上来。孔子遂回车原道而返。后人为了纪念孔子虚心好学，在南沿街建起了孔子回车庙，庙内青石刻载“孔子回车处”。这一类属于口头流传的古老地名。

郑州关虎屯与荥阳虎牢关的地名传说如出一辙。据传，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在东圃（现圃田附近）狩猎时突遇猛虎，勇士高奔戎与虎搏斗并生擒之。周穆王下令，将这只老虎暂时关在东圃附近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因此得名“关虎屯”。

苏家庄位于巩义西部鲁庄镇。传说村民系战国时期苏秦的后代。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周洛阳地界有一部分包括现今巩义境内，因此苏秦的故乡很有可能在巩义的某个村庄。实地考察，鲁庄镇确实仍有苏秦墓遗址。

以上都是早期出现、至今仍存的地名。可见，郑州黄河流域面积尽管不算大，但古地名生成的文化土壤是相当肥沃的。

乡村地名数量众多，其文化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今天的城市城镇地名。梳理一下汉代以后的乡镇、街道地名，会发现郑州黄河流域的村镇、街道地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乡村地名数量众多，而史籍记载极少。因此，人文特征比较明显的乡村地名，往往就来源于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大都可以找到某种依据，比如与传说有关的地貌、痕迹、古碑、古建筑、风俗遗存等。

纪公庙村在古荥镇境内。相传为纪念纪信舍身救主的忠烈精神，汉代刘邦在村内修建纪公庙，故名纪公庙村。村内有纪信墓及碑刻。荥阳市留村，传说因留侯张良住过此地而得名。荥阳高村北马沟，因刘邦屯马于沟内得名。

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一说湖北枣阳）人，东汉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刘秀在家乡南阳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鄗城（今邢台市柏乡县）城南千秋亭登基称帝，建立东汉王朝。也许是他的活动区域多在中原一带，河南各地有关刘秀的地名传说很多。郑州黄河流域也同样存在相关地名。

譬如花岗，位于惠济区大河村西二里许。该岗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500多米。村中流传，西汉末年，王莽撵刘秀到此，刘秀惊恐之余，见岗上苍棵（一种中草药，一年生草本植物，果与棉花近似）密布，不禁称赞道：“美哉，花岗！”然后挥师南下。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刘秀终于平定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人们为了纪念他曾到过此岗，便把这个大岗称为花岗。

再如沙门。传说王莽和刘秀在郑州北部黄河南侧打过仗。战前，刘秀见当地沙多，就命士兵利用大沙丘隐蔽起来，用40个沙丘摆成“黄沙阵”。战鼓擂响，刘秀军躲在沙丘后作战，王莽军则逆风而战，因风沙眯眼而战败。最北边的沙丘，就是如今沙门村的位置。沙门，也就是风沙之门，是“黄沙阵”的大门口。

有关曹操、三国的地名，也在郑州黄河流域留下了历史痕迹。

其一，老鸦陈。老鸦陈村名的来历很有趣。据说东汉末年，因此地交通便利，黄巾军在此建仓贮存粮草。黄巾军被曹操击破后，此处又成为曹操存粮处，当时取名为“黄巾宝屯”。明初洪武年间，姓陈的一族从山西洪洞县迁居此地，在村中栽种了很多树木，因此招来许多乌鸦，陈姓又是旺族，渐渐地，“黄巾宝屯”变更为“老鸦陈”。民国年间，老鸦陈曾改叫“乐群乡”。人民公社化时，又叫“新兴村”，但没叫起来，仍以“老鸦陈”相称，沿用至今。

其二，官渡台。官渡台又称曹太祖垒、中牟台。这些地名产生于袁绍、曹操官渡之战时期。《水经注》中详细记述了这些地名的产生过程：“渠水又左径阳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又径曹太祖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渡在中牟，故世又谓之中牟台。建安五年，太祖营官渡，袁绍保阳武。绍连营稍前，依沙堆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相御，合战不利。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垒，公亦起高台以捍之，即中牟台也。今台北土山犹在，山之东悉绍旧营，遗基并存。”

其三，赤兔马村。该村位于中牟县西十公里。赤兔马是三国时期的名马，原本是吕布的坐骑，后来辗转到了关羽的手里。赤兔马村，便因赤兔马而得名。据说那时候关羽就住在中牟城西北，作战间隙常在附近河边遛马，并经常把马拴在一棵古老的柳树上。后来当地村民为了纪念关羽的忠义，在老柳树旁边盖了一座赤兔马庙。庙里塑了绿袍金甲的关羽坐像，坐像右手握青龙偃月刀，左手扶赤兔马。关羽当时居住过的村子也改名叫赤兔马村。到了1938年，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阻挡日军，老百姓深受其害，赤兔马庙被冲毁，村民们搬到高处，形成村落，就是现在的白沙镇赤兔马村。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地名，郑州地区现存的已经比较少见。现存的隋以后的地名较多。

荥阳市贾峪的鹿村，因村民在隋大业三年(607)从山西迁居于此，挖出大量鹿角鹿骨而得名。

荥阳市王村，现村落西北角今称“七户地”处，相传为村之前身。因七户人家最早定居得名“七户”。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军大战窦建德于广武山，曾在此留宿，后人念此，更名“王留村”。为区别于留村，1949年后简称“王村”。

瓦灰郭村位于中牟县韩寺镇，原名马回坡村。隋唐时期，一位大将自洛阳率军出征瓦岗寨，路经此地时不幸战死。众亲信观其村南一高岗处，水草茂盛，林木参天，乃一风水宝地，遂将其安葬于此。一郭姓副将感其救命之恩，不忍离去，在此结庵守墓。后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以祖传烧制砖瓦为业，并在每一片砖瓦上都刻上“郭”字作为标记。因其诚实守信，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方圆数十里凡修房盖屋，皆用刻上“郭”字的砖瓦。人人皆呼“瓦灰郭”，因谐音相似，瓦灰郭取代马回坡而流传至今。瓦灰郭清代属开封县（今开封市祥符区），1953年划归中牟。

花园口镇大庙村原名黄埔庄，唐朝尉迟敬德在村西建一座大庙，逐渐以大庙代替原村名。

巩义回郭镇古称灰坡头，因在坡头河湾烧制石灰而得名。相传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回兵于此，称回郭头。明代称回郭头镇，后演变为今名。

齐礼阎曾是郑州城中村村名。据说唐代将军阎彦翘、阎彦乐等曾在这里屯兵驻防，镇守管城，于是给村庄命名“留兴屯”。又因其距荥阳郡管城县七里，得名“七里阎”。明朝正德年间修筑村寨后曾改名“齐里堡”，清朝乾隆十七年(1752)改名齐礼阎。“齐礼”二字出自《论语·为政》中的“导德齐礼”。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齐礼阎”的村名，寄托着村民对道德礼仪的崇尚和对社会秩序的向往。

北宋建立以后，这一带距开封城比较近，经济文化发展也相对比较快，因此催生了大量的人文地名。

荥阳贾峪镇，“贾峪”一名源于村中有贾谷（注：音“yù”）山，曾为宋代皇家采石场的水运起点。北宋时形成集镇，名贾谷镇。清嘉庆二十年（1815）改为贾峪镇，后称贾峪。还有石碑沟，因是宋代皇家采石场得名。高村油坊，因宋代此间有榨油作坊而得名。

板桥村位于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原名板桥驿，曾为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的运粮河途经地。当时，这里修有一座木桥，板桥由此而得名。由于交通便利，距离当时都城较近，设有一座官家驿站，名板桥驿。全国各地客商途经此处停歇，人来人往形成聚居点，逐渐成为村落。明朝有一周氏富商出资将木桥改建成石桥，并将板桥村更名为石桥村。至清朝时，由于石桥没有板桥村更具意义，称呼起来不如原名顺口，便重新改回板桥村原名。

祥符营村位于中牟县刘集镇，因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曾在这里设置拱卫京师的大宋兵营而得名祥符营。拱卫京师的军队分布较多，军队撤离后逐渐聚落成村，多以“营”命名村落，祥符营村名字就是以此得来。

蔡庄村位于巩义市芝田镇，是以北宋的著名丞相蔡齐来命名的。《巩县志》载：“齐享年五十二岁，赠兵部尚书，谥文忠公，陪葬真宗陵，墓在蔡庄村南。”实地考察该村，确有蔡齐墓。蔡齐祖籍在蔡庄，死后葬于蔡庄，因此蔡庄得此名。蔡齐除了为北宋名相声名远播外，还是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状元（进士第一），当地存有“蔡状元故里”石匾。

巩义市芝田镇寇家湾村的名字则源于北宋名相寇准。寇准为了抵御契丹的侵略，帮助真宗皇帝亲征，达成“澶渊之盟”。他曾先后两次高居相位，长达30年，还是诗人，留下诗词三百多首。寇准形象深受老百姓喜爱，豫剧《寇准背靴》更是久唱不衰。

西营村、东营村位于中牟县韩寺镇。相传这里原来是宋代兵营遗址，由东、西两个大营组成。后来陈、刘、韩等姓氏的人家陆续定居于西大营，形成村落，村名就叫西营。东营曾在清朝咸丰年间筑起村寨，名叫勒马寨，后来又改为了东营。东营和西营原属祥符县，清朝末年西营与东营同时划给了中牟县。

马渡是郑州金水区唯一一个挨着黄河的地方。顾名思义，是个渡口。关于马的传说，据说是北宋末年的康王赵构白马（泥马）渡江之地。赵构作为金国的人质，骑马南逃，在这里渡河。

东狼村、西狼村位于中牟县狼城岗镇，两个村以前统称狼城岗村。狼城岗村名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公元1126年，金国灭辽后，挥师南下，准备直攻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在攻汴途中，金军曾在此地屯兵，因金主号称“狼主”故得名“狼城”。又因当时此地地势较高，加一“岗”字，便有了“狼城岗”地名。后来此地人丁兴旺，为了便于管理，又按照地理方位分为东、西两个狼城岗村，简称东狼村、西狼村。

因永安陵（赵匡胤将其父赵弘殷墓由开封迁至巩义）而产生的地名，有老龙窝（俗称龙洼）、永安镇等；因建陵人的分工、驻地不同而形成各类地名，有南石、北石、窑岭、石灰务、铁匠务（铁匠炉村）等。还有西村镇，古称许村。因北宋乾德元年（963）营建皇陵，设东、西两个加工作坊，该作坊在西，称西作坊，演变为西作村，简称西村。

芝田镇的官庄村、八陵村、羽林庄村、稍柴村、喂庄村等村庄的得名，都与巩义的北宋皇陵有关。如官庄村，与当时北宋有大官驻此看守宋陵有关。八陵村，顾名思义，来自巩义的“七帝八陵”之称。羽林庄村源自何处呢？《史话巩义》载：“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置威武二指挥，只这两年时间，进驻永安县保卫皇陵的禁军（羽林军）多达九千人。今天芝田的羽林庄，就是当年驻扎禁军的营地。”稍柴村，则源于当地人为完成宋陵工程而在此地用柴火烧制一些寝陵材料有关，实为“烧柴村”，后因方言将此念转而成为今天的“稍柴村”。

因建陵而更名、命名的山水名称及其派生的地名，也在陵区内分布。如青龙山，本名霍山，后永安陵建在西麓，封建时代的帝王都号称为“真龙天子”，霍山便更名为青龙山。继而又派生出青龙河、青龙桥、青龙沟、青龙寨等地名。

不仅如此，巩义因宋代祭陵活动，也产生了一些地名。如，朝廷在陵区内派有专人喂牛、羊等作为祭品，于是产生了喂养（羊）庄的地名，后简称喂庄。后又因有回民在此牧马，故又有回回凹。赵光义来巩县祭陵时，曾驻跸县城东北部的沙口（今沙鱼沟乡洛口村）一带，便赐洛口西一小山名为太平岗。

可见，乡村地名更容易因为皇族、名人、历史事件而变更。尽管时有反复，但大浪淘沙，这些地名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成为一方百姓心理上的“根”。

元明清时期，郑州的地位依然不是很高。古地名的诞生，主要依赖地方官员、知名人士、家族、移民等文化渊源。

冉老庄村位于中牟县刘集镇。冉氏原籍山东菏泽曹县，元代末期，冉氏后裔冉基携家眷赴任中牟县丞，定居于此，以姓建村，得名冉老庄村。

台郭村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西南部。据村中老人讲述：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唐代名将郭子仪第六子的第十一世孙郭武功，由山西洪洞县携妻和二子、二女及三个胞弟、堂侄等10人迁居郑州西南杨柳村（今台郭）。多年后，郭武功后代的数量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生存，部分人迁居沟北半坡上的沟台上。历经数载，郭武功大儿子郭浩嫡系居沟北，二儿子郭旺嫡系居沟南。清朝末年，郭氏后裔陆续由沟台搬迁到沟北平地，定名台郭村，沿用至今。

贺兵马位于中牟县刘集镇。元代时贺姓先祖在此定居建村，原名贺家庄。明朝天启年间，村民贺瑶珍曾任兵马使、大同府通判，其子贺进封文林郎，任北城兵马指挥。后人因贺瑶珍父子的官职都与兵马有关，故把贺家庄称为贺兵马。

巩义大峪沟镇名称几经变更。传说明末有郅姓迁此，称郅圪垱（圪垱，指便于灌溉的土丘）。郅姓窑头上有一棵大山榆树，故又称大榆树。后人口增多，土地开发，河道变宽，形成一段比较开阔的谷地，山谷为峪，遂名大峪沟。

刘胡垌村位于二七区马寨镇政府南部，原为刘胡垌乡政府驻地。刘胡垌地处丘陵地带，沟壑纵横。相传，明末刘姓迁此，挨村有一狭窄深沟，形似胡同，村名便叫刘胡垌。后来，又有多个姓氏的人家在此定居，村民逐渐增多，刘胡垌村成为方圆数里内的一个大村。

柳林得名和沙有关。《郑州市金水区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柳林已有多处村落，并陆续有人从山西迁来居住。当时这里风沙很大，为了防风固沙，当地村民就广植柳树。郑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柳林所在的位置地下水位较高，所以柳树在这里极易成活，连片成林，这片地方便被称为“柳林”。

藕池任村位于中牟县刁家乡。相传明代初年，任姓先祖最先在此定居建村，因村东多种莲藕而得名藕池任家庄，后简称藕池任村。

姚家村位于郑州市中牟县韩寺镇。据1923年的姚氏墓碑记载：明朝初年，姚姓始祖姚大全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定居建村，因姓得名姚家庄村。清朝同治年间简称姚家村，沿用至今。

郭坑村位于中牟县郑庵镇。明朝初年，郭姓兄弟三人带领全家从山西省搬迁到此处定居建村，由于周围是沙岗，村上地势较低，因此取名郭坑。

巩义米河镇原名泥河，因刘河、水头河、玉仙河三条河流在这里汇合，雨季道路多泥泞而得名。清乾隆年间，此村逐步形成巩县、荥阳、汜水、密县四县交界处的集市贸易中心。集镇周边村庄谷子种植面积较大，集市街道经营粮米的店铺不少，小米生意相当红火。加上当地居民马姓颇多，马忌路泥难行，马吃米料发膘。道光年间，村中有人提议修改村名，士绅相商，因“泥”“米”音近，称呼方便，遂改“泥河”为“米河”。

荥阳崔庙镇因庙得名。明万历年间，四川右布政使崔仪退休后在此择地建宅，并为其母修建一座佛堂，人称崔家庙。村因庙得名崔庙。

上街得名于卢医庙街。因古汜水县城地处沟洼，明武宗时县治三次被水淹没，故曾三迁于地势较高的卢医庙街。久之约定俗成，称卢医庙热闹的街市为“上街”，即今上街村。上街站、上街区之名，均源于此。

中原区道李村，原名叫道德李村。《李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李氏始祖从山西洪洞县迁移至此，垛墙筑舍，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形成村庄。始祖临终前嘱咐其子孙：为人处世，道德第一，缺德坏良心的事千万不能干。老人去世后，李氏后人为牢记遗训，将村名叫作道德李，后人简称道李。

郑州中原区林山寨，原为“临山寨”。临山必有山。很早以前，这里居住着朱姓人家，村西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土岭，故名朱临山寨。此后，肖、郭、赵姓相继来此落户，依山居住。清乾隆年间，村民为方便生活，便出资在村里修建一磨坊，并立碑纪念，碑文落款为朱林山寨。清朝末年，村民们将朱字删去，称林山寨。

冯庄村位于中牟县刘集镇。明洪武二年（1369），洪洞人士冯志高迁居于此。相传冯志高精通四书、五经、音律、医药，执教于阎阁学馆，直至终老。人们为纪念冯志高，将其所住村落称为冯庄，因距中牟县城十八里，又得名十八里冯家。

曾是郑州最大城中村的老鸦陈，其得名还有一种说法。相传，有姓陈的一族从山西洪洞县迁居郑州，看中老鸦陈地势邻水、位置优越，便在此定居下来。为了防止河水冲刷导致泥土流失，陈姓人家在村里村外广植树木，多年以后，绿树成荫，招致乌鸦成群。乡人经过村子，老远就能听到乌鸦叫声连天，于是抓住“乌鸦”和“陈姓”两个关键记忆点，久而久之，就把村名叫成“老鸦陈”，一直沿用下来。

王胡寨村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南部。史载，明朝末年，胡姓始祖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形成村落，原名叫胡家寨，后村西王姓渐多，改名王胡寨村。

管城回族区有一个地名野曹村，其来历也挺有意思。明代，曹姓从山西洪洞迁此，取名曹庄。因此村会武术的人多，再加之荒僻，往往杀人越货，路人多称此村为野蛮的曹庄，故名野曹村。

张定邦村位于惠济区古荥镇。《张氏家谱》载：清天命二年（1617年，天命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的年号，即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张氏祖先张定邦从曹村坡迁出，定居此地，即以先人之名定名。

古荥镇为旧荥泽县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为避水患，从黄河南岸迁此，在荥阳故城上修建。因是古代荥泽县治，后简称古荥，镇以村名。

中原区直路碑村得名于“路”和碑。据说清同治十年（1871），张寨有一户姓张的在路边摆摊卖茶卖馍，因此处设有一个“五里堡”的指示石碑，再加上这段路很直，人们把该石碑简称为直路碑。多年后这里形成村庄，直路碑也就成了村名。

界马村位于中牟县韩寺镇。清朝同治年间，马姓先祖开始在此定居建村，因位于东、西两大营中间，是两个大营的分界线，故而得名界马村。另一种说法是本地是两个大营的养马之处，且为两大兵营的分界线，故名界马。

东岗村位于中牟县韩寺镇，建村有2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李姓先祖最早在东岗村西边定居建村，以姓取名为大李村。因清朝道光年间黄河决口，原村淹没，李姓居民东迁现址，依岗建村，以方位与自然实体结合得名东岗村，沿用至今。

荣庄村位于中牟县韩寺镇。清朝乾隆年间，有一荣姓人家到此地居住并以其姓氏命名“荣庄村”，后又有段、张等姓迁来此地。1945年抗战时期，黄河泛滥成灾，荣氏一族又搬迁至郑州邙山附近，但原住址村名未改，一直沿用至今。

马寨村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东北部。清康熙年间，有刘、马两姓在此居住，叫小刘庄。后来马姓出了监生，民国初年更名叫马寨。

洛达庙村位于中原西路社区。清初，有一商人落魄至此，见村头土地庙残破不堪，土地爷塑像几乎倒塌，不禁心生感慨，遂上前祭拜。祷告曰：“若保佑我日后发达，来年定重塑金身。”此人自此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也力践前言，来此重修了土地庙，重塑了土地爷塑像，庙名为“落达庙”，意为“落魄之后又发达”之意。久而久之，以庙名为村名，后演变为谐音洛达庙村。

明清时期，郑州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的移民地名。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这一带地名与黄河的渊源，也是分不开的。早在元代，黄河自花园口泛滥，灾民聚集在古来城地域的高地定居，成村后取患难与共之意命村名为“来同村”。清康熙年间，为纪念潼姓河道官更村名为“来潼村”。同治年间，村周筑土寨墙防范匪患，村名变为“来潼寨”。2003年更名“来童寨”。后部分村民在黄河大堤南面另立新村，因地理位置称“南来童寨”，原村随即称为“北来童寨”。2015年拆迁，村落消失。村庄虽然搬迁，但村中那棵生长了近千年、三人才能合围的皂角树和一口建于明代的琉璃井，以及那段用大青砖垒砌的黄河大堤，仍然作为历史的见证保留着。

又如古荥镇。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为避水患，旧荥泽县城从黄河南岸迁此，在荥阳故城上修建。因是古代荥泽县治，后简称古荥，镇以村名。

地名花园口，也有其来历。明嘉靖年间历官刑部、吏部、户部尚书的许赞，在此建有花园，后黄河南移，此地紧临黄河渡口，故名花园口。

花园口镇有一个八堡村，也与黄河有关。清光绪年间，在黄河大堤上建的防汛房叫“堡”，每二里设一防汛堡派人日夜值守，南一总段第八防汛堡简称为八堡。南月堤村也与黄河有关。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使村民四处流离，堵口后本村村民陆续回迁，在大堤南侧依堤居住，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村庄，故名。

还有惠济区新城街道的固城村。明代，因黄河多次泛滥，黄土在此淤积，村民便用黄土做成瓦盆。瓦盆在路边堆放，远看形似城墙。此地为汉代故市侯国国都所在地，村民希望自己的瓦盆坚固不烂，所以把“故”叫成谐音“固”，得名固城。

古地名消失或变更现象比较严重。一般说来，古地名消失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因自然灾害造成地名实体灭失；二是因政权变更、行政区划调整或其他原因变更地名，人为造成地名消失或变更；三是城市扩张改造造成原有街道、乡村地名逐步消失。

以高皇店为例。据说刘邦当亭长的时候，因公办差要过黄河，路经此地，听说这里一个店铺的狗肉做得好，就留宿在这里品尝。明朝山西移民迁来后，集聚成村，就以刘邦过境的故事给村子命名高皇店。清末，为防土匪刀客，高皇店和隔壁的柳林一起合伙建设寨墙，因经费不足，寨墙成了半拉子工程。光绪年间，当地人再修寨墙时，挖出一个大石锁，上面刻有“高皇店”名字。当时，人们认为锁不吉利，便将村名变更为高皇寨。20世纪60年代，高皇寨破“四旧”，改为高红寨（意为革命红旗高高举起）村，附属于柳林这个大村。后又更名为高皇寨。高皇寨历史上多次被黄河冲毁，据说有一些大庙宇之类的都淹没在现在地面之下，这些唐朝前后的大庙据说就和高皇有关。目前，这个地名实体已经消失，拆迁改造为商品房社区。

第一个原因凸显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透露着世人对历史烟尘的无奈。既然无能为力，地名的消失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原因是历朝历代政权更迭和皇权治权使然。帝王权威造就了一些地名，也让一些地名消失。这也是今日无法干预的历史事实。

出土文字和古代文献记载显示：郑州一带至少在商代存有“舌”地，周至汉晋时期舌声地名渐为嚣、敖替代，延续不断。商代“舌”，周代嚣、敖地望位于郑州商城西北方向，即今郑州市西北郊区。商王朝重要的方国雀梁、春秋时期管国的邲（今郑州市东7公里古城村）、春秋时期巩义地名黄亭、战国中牟地名焦城、战国荥阳地名宅阳、秦代荥阳地名敖仓、巫沙，均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地名实体和地名几乎无迹可寻。

第三个原因，城市改造时对古地名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郑州市已经消失的地名数量不少。

2014年，大河报记者张丛博在一篇报道里披露：“截至今年3月，郑州城区200多个自然村，已有170多个获批改造，一些村庄正‘没名没影地消失’。”该文还提到关虎屯村村干部刘书勤在《关虎屯村志·序言》中的话：“村中的一些历史、传说、故事正逐渐被淡忘，村里的一些‘文物’也在逐渐散失，保存历史，既是对文化的尊重，更是对后世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李肖肖等刊文指出：郑州曾经有37条胡同，如今只剩下12条。

地名实体不存，意味着地名即将消失，历史记忆逐步消失。2015年6月，郑州将“祭城路”更名为“平安大道”。9月，郑州市民朱广义等4人向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祭城作为地名已有3500多年历史，沿用至今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平安大道取代祭城路的方案，还是被政府确认公布。这个事件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对于人民群众对地名认知的自觉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2022年5月1日，《地名管理条例》实施，为地名保护提供了刚性的依据。因此，摸清古地名状况，有效保护和利用古地名，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地名不仅标志着不同种类的地理实体，而且承载着普通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1987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和1992年的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分别做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和“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的重要决议。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做出决议，“遵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地名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要求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去进行科学的记录与保护。人们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文化概念。

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文化大国，保护古地名应成为一种共识。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确保思想到位，人财物到位，切实建立地名保护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管理模式，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河南应制定“河南省古地名保护办法”“黄河流域古地名保护办法”，加强和规范地名保护。在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名文化的大前提下，科学规范地进行地名命名、更名。真正把地名作为“非遗”，和其他类型的各种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一样，进行协同保护。

各地政府可适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专业人员承担地名文化管理、研究、宣传的基础性工作。可建立并动态更新地名文化保护传承乡土人才库，定期不定期开展研讨交流、举办地名文化知识讲座等活动，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作用。还可探索在高校设立地名研究机构，开设地名学课程，逐步培育出一批地名文化保护传承的高端人才。

地名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组建地名专家咨询团队，或者地名专家委员会，发挥其智囊团作用。利用“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等社会力量，对区域地名进行调查梳理。通过查阅文史资料、寻访当地人士等方式，全面了解区域地名的实际情况，对地名（尤其是人文地名）进行全面普查，确切掌握本地区地名状况，汇总整理后建立地名资料库或编纂地名录。经过地名管理部门审核，邀请专家依据地名的历史性、知名度、文化内涵、文化独特性及传承价值，分批次颁布地名保护名录。目前在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已有不少地方颁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河南新乡市等政府部门已建立名录，但侧重于有地名实体的寺、墓等，对于已经不见实体的地名，则仍然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河南省级的地名保护名录尚无。名录颁布后，政府对列入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实施分级分类保护。仍在使用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未在使用的地名，按照有利于保护传承、地域就近的原则优先启用；确实不能启用的，应采取设立纪念性标识物、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同时，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不得被有偿冠名。

用好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研究解决地名管理重要事项，以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人才作用，推进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落实。

如果说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古村落、古遗址是硬件的话，那么，古地名实实在在就是软件。依托硬件抓软件，循着软件挖硬件。一方面，现有的地名实体，我们要研究、挖掘其地名文化，坚决不让其再度消失；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消失的地名实体，可以通过在原址设置地名标志牌、建立数字档案等形式予以抢救保护。

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制定下发“河南省黄河地名文化保护实施方案”，推动建立黄河地名文化研究院。还应组织有关力量编纂地名志、地名图、地名故事、地名考释、标准地名词典、古今地名对照等地名文化研究产品，并运用数字技术，强化地名文化保护。各级财政相应做好经费保障支持，通过丰富多样的地名文化研究成果全方位展现和延续地名文化价值，弘扬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促进全社会的历史地名文化保护意识的有效提升。

各地政府部门还应持续运用“线上＋线下”方式宣传地名文化，建好用好地名网站（网页），搭建起地名文化宣传平台、地名文化研究平台、地名文化服务平台，形成重视、支持、热爱地名文化的浓厚氛围。可定期开展老地名评选活动，广泛吸引公众参与，评定一批社会公认度较高、文化影响力较大的地名，持续提升地名管理工作群众知晓度。可结合市政景观改造，通过设置地名微景点、打造地名文化公园等方式，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地名文化进行集中展示。

借助地名的品牌和影响力，提升工业、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可以直接助推经济发展。让地名在新时代发挥新作用，这也是地名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

以农业为例，原产地证书（CERTIFICATE OF ORIGIN），就是一种地域文化赋能农业发展的手段。它是出口商应进口商要求而提供的、由公证机构或政府或出口商出具的证明货物原产地或制造地的一种证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对此已有规定。原产地标识，实际上是农副产品商标附加的品牌形象之一，对提升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都有很大的帮助。地名原产地证书正是建立在地名文化的基础上的，彰显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一个好地名，越叫越响。深挖其内涵，充分利用地名文化强大的内蕴，对赋能农业、文旅品牌建设，不无裨益。

地名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山东已经开始尝试。如：打造地名文化主题社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地名文化保护路径；推进“地名＋志愿力量”，省级成立黄河地名文化志愿服务队，指导各地组建350多支地名文化志愿服务队，开展“地名文化进乡村”等活动；推进“地名＋企业参与”，利津县探索建立地名文化保护基金，临邑县等地建立企业参与地名文化保护捐赠机制；推进“地名＋社会组织”，多地发动书画、摄影等专业协会学会参与地名文化保护，开展地名文化保护社会工作项目；推进“地名＋群众参与”，开展地名故事征集、地名知识竞答等活动，动员群众参与地名文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