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地名文化的生产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的关系，是地名文化研究中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的关系可分为原生模式和建构模式，前者指地名累积促成传统文化的发展，后者指传统文化影响了地名文化，促成地名的命名、固化与变迁，从而使地名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对于强化地名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把握地名文化的深刻规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城镇化、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

【作者简介】

宣朝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4期

地名文化是围绕着地名、地名故事、地名历史、地域空间、地名政策和法规等形成的一系列文化要素的整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地名文化视野下的地名不只是一个地方作为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而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文化习俗的思维模式，蕴藏着重要的精神内涵。挖掘地名文化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估地名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对于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讲，文化自信应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厘清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结构，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地名文化中的位置和意义，挖掘地名文化的文化底蕴与历史逻辑，有利于民众体认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自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关系研究的诸多进展

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地名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对此有过不少论述，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地名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二是地名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学者们主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地名确立了丰富的内涵，是地名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决定和指导地名文化的发展方向。如王功俯、孙洪林认为，地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应运而生的，地名命名的含义往往都在传统文化的宏观影响之下。地名文化也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作用和影响，地名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基因，地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文化记忆的客观形式，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随着我国先民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大，活动类型的不断增多，地名的数量、类型越来越多，地名背后蕴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地名逐渐从一个指代性的名词变成了一个被某聚落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文化符号，而这个符号及符号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意涵也被人们所铭记。

文化多样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地名文化正是这一特征的重要体现。吴俊范认为，地名的最初概念源于民间层面，是体现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空间的名称化认同和历史沿革过程的记忆，这些民间记忆中蕴含着文化基因。宋久成通过对承德地名的研究，认为满语地名在催生和发展承德地域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推动、记载和传承的作用，尽管满语满文已成为即将消亡的语言文组，但这些满语地名的广泛使用，表现了其固有的生命力，传递着彼时的历史风貌。黄亦君认为，地名承载的社会记忆参与了当地文化的形成与强化，能够形成某些历史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感，这是一种地名符号化的过程。韦谢将地名的变迁放入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认为一个地方的名称是民间道德传统建构的一部分，而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则是传承这些文化与价值的载体。

当前关于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力推进了地名研究，但是对两者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探究。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之间的关联性需要强有力的证明，这需要进一步思考地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与当地地名文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二是很多研究指出地名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这种建构的作用机制及具体功能需要进一步挖掘。

二、文化记忆：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名文化关系的一个视角

深化对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需要考察文化符号、象征、资本、工具箱等概念对地名价值选择的作用，进而分析文化的功能，探究文化记忆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干预功能对地名的起源、固化、变迁作用，以及传承和创新等。

地名文化首先是由系列文化符号构成的，需从文化符号角度加以理解。人类学家格尔兹将文化视为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是人们解释自身经验、指导自身行动的意义结构。在斯威德勒看来，文化不仅指导人们行动的终极价值，还是一个剧目或工具箱，它是由大家都可使用的符号和社会实践所构成的工具集合，包括文化信仰、世界观、仪式和沟通模式等。这意味着文化不只是行动者的结构限定，它还是行动者挑选并进行创新的文化资源工具，以及实现预期目标的策略实践。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进一步指出，文化符号是用来理解社会、个人和有机体的要素，有助于探究生活意义的生成问题。实质上，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文化进行交往和不同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过程，某种文化符号是否能够获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可，并成为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性因素，是生产文化产品的重要条件。符号作为高度浓缩的文化表征，它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变革中，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淘汰所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标志着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助于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群体或民族在形成自身文化符号时会采取策略性行动，这意味着符号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对文化和文化符号的储存、移植、创新体现了他们的重要需求。布迪厄将文化视为区隔符号，各阶层都通过对不同文化品位的占有、交换和消费实现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象征资本概念，即人们用以灵活辨别文化资质的符号，如生活方式、社会技能、知识范围、审美趣味、身体特质，等等。有学者进一步将资本分类为象征资本和客观资本，后者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象征资本具有一般性资本的特征，可以不依赖于其他客观资本而存在，却又能够成为任何客观资本的表达；象征资本具有再生产性，即象征资本可以再生产出社会空间结构的权力关系。由此观之，符号不论是作为文化意义或价值的浓缩表达，还是作为文化储备、博弈的策略工具，都关联到群体的认知和行动选择。

文化符号具有记忆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地名具有传承文化记忆的功能。文化记忆以文字和仪式为主要媒介，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置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两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文化记忆的功能体现为构建统一性和提供行动指南，担当着超越生命时限、为各具特色的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位置的功能，它通过文字、符号、图画等象征性的客体实现记忆的传递和制造，进而回答人们对身份的追问。阿斯曼将这种在文化中发挥连接和联系作用的因素称为“凝聚性结构”，即在时间层面上连接过去和现在，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文化记忆一方面通过对包含着共同语言、价值和知识的“象征意义体系”进行构造与编码，从而实现统一性；另一方面，通过供给行动指南，即定型性文本和规范性文本，促进“共识性”知识的生成，进而实现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相类似，文化记忆作为实现身份认同的工具，还可以从构成性规范、关系型内容、认知模式和社会目标进行理解。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具有明显的身份认同功能。它为当地居民或在当地生活过的人提供身份认同的知识存储，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自己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由地名为标识而来的群体成员对地名文化所包含的文化记忆中诸元素进行过滤、选择、加工，形成故乡的回忆、深深的眷恋和浓浓的乡愁。

重视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地位，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文化自觉不仅要求对自身的文化有深切了解，还要求欣赏他人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取长补短，实现共荣。探讨地名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记忆出发，理解地名文化的优秀传统，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有利于矫正文化虚无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坚持文化自觉的原则，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社会现代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关系的模型化理解

已有研究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名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而文化记忆则是相互关系的作用机制，具有认同和干预的双重功能。进而言之，价值是文化记忆再现或重构的关键因素，不同缘起的地名作为符号资本，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供给市场，由官方、家族、个体民众构成的行动者网络通过对地名的竞争，从而实现价值诉求、价值选择、价值推广、价值创新的目的。因此，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的关系具体划分两种模式五个命题：一是原生模式，即地名累积促成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二是建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又可以从机制与结果两个维度对命题进行划分，机制包括传统文化促成地名起源、传统文化促成地名固化、传统文化促成地名变迁三个命题，结果包括地名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名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两个命题。

（一）原生模式：地名累积促成了传统文化的再生产

原生模式是指人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或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地名样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而行动者的主体性则促成了包括地名在内的地域文化的生成，是文化记忆“价值诉求”的体现，也为传统文化提供资源。地名的累积过程与传统文化的建构过程并驾齐驱。具体而言，原生模式的地名大致可包括三类：一是地理类地名，如天津濒临渤海，海河和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多水的地理环境使得天津地名多与水相关，这体现在以“沽”“台”为通名的地名信息中，如天津七十二沽、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等；二是商业类地名，河南周口和天津均有许多依据商业命名的街道名，如周口、估衣街、磨盘街、坊子街、山货街等；三是事件类地名，河南的牧野、偃师区、武陟县、待王村、大小文案村、酒奉村、孟轲村，天津的张家窝等。这些地名均是民众基于日常生活实践所提升凝练出来的空间符号，表达了民众质朴的情感和价值观念，为地域文化的生成提供了资源。以河南濮阳孟轲村为例，该地先后有孔孟二圣于此讲学，并分别留居十年之久，此后两千多年孟轲村村名虽时有更迭，但长期的儒家文化浸染使村人保持了独特的精神气质，由此衍生出的孟楼村、孟村、孟居村使濮阳成为具有典型文化象征的地域空间。孟轲村这一人物地名及其包含的历史信息直接塑造了当地的区域文化，时至今日，当地依然流传着关于孔孟来此讲学期间发生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名包含着民众朴素的文化记忆形式，它们或者通过重复，或者通过重大事件或仪式演变为地域内具有共识性的知识库存，人们可以在日常交流中不假思索进行调用，达到区分和识别的功能。与此相类似的，湖北省秭归县缘起于民众对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和追思，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演变，该地形成了浓厚的屈原文化，著名的“屈原八景”及其流传的鲜活故事成为民众表达崇敬之情的媒介，也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文化基因，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意味着任何地名都不是客观存在物，而是包含着地域民众丰富的情感体验，是具有温度的空间符号。

不仅如此，地名的累积为丰富和强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中华文化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我国有许多古地名得以保存千年，乃至数千年之久，发挥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如河南很多地方的地名都是古国、故城的名字，这些地名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标识性，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为中华文化传承所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没有地名就没有文化区。以甲骨文地名为例，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全国考证出来几千个甲骨文地名，光河南就有131处。这些甲骨地名是商代先民选择的结果，包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翻译与解读，能够还原出当时历史时期的文化样态，描绘出人类先民在河南大致的活动轨迹。通过河南留存的地名，如牧野、武陟、修武、马村（原上马村、下马村）、恩村（原承恩镇）、大封、卜昌、酒奉、造店、演马、张弓、亮马、巡返、偃师等，结合这些地名和武王伐纣相关历史文献研究，或可创造性的还原出武王伐纣的行军路线。由此可见，地名是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地名和地名文化，它蕴藏着地区民众的精神追求。

（二）建构模式：传统文化影响了地名文化

建构模式是指地名是人们根据传统文化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给定的，强调地名文化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人们总是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关切与需要继承或重构地名，这造就了地名起源、固化、变迁，以及传承和创新的基本图式。在这一模式中，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剧目或工具箱的特点，即传统文化分别从认知和实体两个层面影响地名文化。具体到传统文化与地名文化的关系，或可从机制和结果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前者反映了文化记忆的“价值选择”功能，后者则反映了文化记忆的“价值推广”和“价值创新”功能。

1.机制：传统文化促成地名的起源、固化与变迁

首先，传统文化促成地名起源。地名文化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而地域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在具体区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地名承载着历史、地理、民俗等重要的文化信息，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比如天津深受军事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影响，天津卫的“卫”是“卫所”的简称，地名本身就深受忠君文化的浸染，更有以姓氏加“屯”的方式命名的地名。“屯”最早有草木生长之意，后衍生出“驻守”“聚集”的含义，诸如吕官屯、唐官屯等，反映了天津当地的军事文化和移民文化对地名起源的作用。

地名除了可以承载文化信息，也可以对意义秩序进行重构，而传统文化则发挥着工具箱的作用。文化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地名作为文化符号，包含人类赋予该地的文化意义。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人们往往赋予地理空间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作为资本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河南、河北、天津的传统地名文化中，与社会理想和道德追求相关的地名极为突出，反映出民众的价值选择，如天津的荣安大街、治安大街、敦厚里、尚和里、万庆里、庆善里、天华里、地华里、日华里、久华里、长华里等等。此外，传统文化还成为人们选择地名的工具箱，暗含着人们的价值诉求。比如天津有很多地名能够体现出文化因素的影响，天津市河北区在进主干道路规划时，曾以«千字文»为文化资源，摘取“天地玄黄”，给街道命名为天纬路、地纬路、玄纬路和黄纬路，不仅反映出地名工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运用，也是他们价值诉求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其次，传统文化促成地名固化。地名固化是地名以文化记忆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传承过程中未遭受其他因素影响，或因惯习在某些变迁中幸存而没有断裂的地名变化过程。文化记忆对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也是一种干预的力量，嵌入到规则和规范之中，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约束。

当传统文化基因获得社会共识，并在历史变迁中保持稳定时，部分地名就会处于固化的状态，它意味着民众对地名及其所蕴含的价值的认可。在地名的命名方面，其实存在一个文化价值的供给市场。一个村庄在命名时可能有儒佛道等众多地名“供应商”。这个村的先民在选择命名时，事实上存在着与其他村落的竞争关系，必须自我提升社区竞争资本，因此他们选择较占优势的某种文化价值作为竞争的工具。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很多地名具有儒家文化特征，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山西赤桥村，村民认为豫让的忠勇是构筑社区历史记忆的最佳工具，承载着文化的主流价值，能够增加本社区成员的荣誉感，起到整合社区认同，将本村与其他村庄有效区隔的重要作用。这一选择获得了世世代代的坚守，成为一种牢固的历史记忆，因此当其他文化再出现时，并没有竞争过赤桥村这个名字。赤桥村也因此成为周边地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河南、河北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地名不在少数，如河北的元氏县、赵县、武强县、易县，河南的汤阴县、修武县、新郑市和上蔡县等。可以说，地名固化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又透露出民众的生活讯息，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不曾有过大变动的地名上，我们可以读取到铭刻其中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正是中华民族命脉延续不断的关键力量。即使是历史较短的天津，也表现出地名固化的特点。自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即位并赐名“天津”后，“天子经过的渡口”即完成了记忆的空间化表达，并一直沿用至今。与天津水文化相关的以“沽”“台”“开”命名的地名，历经社会变迁却能很好地传承下来，这和天津人对水文化的钟爱分不开。对水文化的热爱已经烙印在天津土著与移民的记忆深处，成为集体认同的载体，是天津人寻根的寄托。

此外，传统文化促成地名固化的现象还表现在村名或街道名上。由于县以上地名管理职权在国家，所以县一级的地名常因政权变动而发生区划调整，造成县名的变化，而村级名称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政府很少考虑去变更村庄的名称。所以，传统村名和街道命名多是一种自发行为，是约定俗成且长期保持稳定的。某种意义上，民众是这些地名真正的主人，在这些约定俗成的地名上，民众作为消费者可以在地名市场中进行选择，从而更好地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如关帝庙是周口市时间最长的历史文化建筑，门前的三义街、忠义街被政府作为历史地名进行保护，这些街道名之所以保持长期稳定，就是因为这些地名是周口文化的源头—市镇文化（商业文化）的代表，体现出忠义、诚信的价值观念，被当地民众认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有效途径。由地名形成的身份认同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之间的纽带，人们渴望借助认同的力量融入社会生活，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最后，传统文化促成地名变迁。地名变迁是文化竞争中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对地名和地名故事的演绎即是各个行动者在公共空间里的博弈，民众通过颂扬并不断美化部分价值观念，制造地方的文化记忆，即国家或者民众通过将具有优秀文化品格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传递出的文化价值赋予地名的方式，强化某一种传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以达到增强地方竞争力和凝聚力的目的。因此，地名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文本类空间仪式，它既能反映人们思想观念在不同时代的变迁图式，又能对抗时间，即是突破遗忘或者有限的生命历程而采取的行动结果。也就是说，不论地名变迁主体是谁，其成功与否多与人们的价值诉求相关，也和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理解和认识相关。人们普遍接受的地名变迁往往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或者说，地名是民众进行价值选择和表达观点的抗争形式，只有契合人们的价值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地名变更。如河北省保定市的望都县以前叫庆都县，是用尧的母亲庆都的名字命名的，后来乾隆皇帝走过这个地方，觉得尧母是伟大的女性，直呼她的名字，是对她的不尊重，所以改为望都县。涿州有一个村名叫张沉村，村名源于传说中的本村抗元英雄张世杰，张世杰沉海之后当地人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纪念，因而更名为张沉。由此可知，地名成为民众表达忠孝价值观念的具象载体，其更名与否均体现了民众所认可的文化基因。由于地名变迁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和选择过程相关，因此也存在一些被筛选掉的文化因素，这表现为禁忌文化。传说三国时期，曹操曾将天津小盐河改称“汉沽”，试图从五行风水文化上把刘备禁锢在沽水之中。禁忌文化体现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干预力量影响地名变迁。

不仅如此，伴随朝代更迭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在地名上也有很深的烙印。地名嬗变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演变更替，也隐含着政治与经济变迁的社会背景，凸显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历史上发生在改朝换代时期的地名变迁，更多的是统治者希望利用地名割断民众对原有王朝的文脉与情感，以便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从而巩固新政权并获得民众认可。比如王莽时期，为了控制民众的价值观，而对地名进行大规模的变更，试图以地名变更改变民众对刘汉王朝的情感认同和归属。

2.结果：地名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方面，地名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促进地名的起源、固化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人们选择的传统文化融入地名当中，由此形成的地名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地名以及地名文化本身即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存续和传承。另外，地名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地名文化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名是人类时刻使用的文化符号，其文化内涵通过名称的文字表意得以展现，即地名是地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对地方或时代的记忆，也深刻地影响到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地名可以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保护、继承并传递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地名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综合性表达，包括地理环境、聚落形式、民居格局、风俗习惯、禁忌和避讳，与当地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及其事迹，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故事等文化要素。我国的很多地名都来源于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人们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地名来了解到这片土地上曾经留下的美丽传说或动人的故事，传统文化通过这种途径得以传承。

历史地名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同样与人们的价值选择相关，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基因只有通过地名的传承才能得以延续。在河南，老地名作为几千年的文化品牌的载体，代表着地域形象；在河北，保定地区、邯郸地区和承德地区的地名所承载的正是燕、赵和皇家三种文化。河北承德利用地名很好地再现了清朝盛世时的场景。承德这一名称是雍正时期命名，意为承受祖先以及上天的恩德，同时承德地区的许多地名也都是清朝命名的，如丰宁满族自治县为乾隆皇帝御赐，取自“丰阜康宁”；滦平取“滦河无患，人民得平安”之意，而当下将承德和避暑山庄两个文化符号关联起来，也凸显了地名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为此，对历史地名背后蕴含的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故事的澄清就较为迫切。比如周口市郸城县的历史古镇—汲冢，汲冢镇因镇西有西汉名臣汲黯墓而得名。汲黯是西汉濮阳人，他敢言直谏，号称“汲直”。汲黯当官善于放权，知人善任，在荥阳、东海都工作得很出色，总能得到朝廷满意，被百姓所称颂。汲黯在淮阳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后于公元前112年病故于淮阳。淮阳人民感其恩德，将其安葬，并将墓东一里的杨宪镇改名为汲冢镇。这一例证凸显出地名、地名故事等元素共同构成了地名文化系统，对地名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另一方面，地名文化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地名是人们不断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由此形成的地名文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地名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因此，地名是连接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纽带和黏合剂，地名文化的发展能够给传统文化加入时代元素，进而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

文化记忆为人们提供身份认同和行动指南，它对人们了解自身的文化基因，形成文化自觉提供便利。与此同时，群体成员通过过滤、选择、加工文化记忆材料来修正传统，解决认同危机，并将之传递给下一代。比如洛阳有开元大道，这是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结果，开元可以解释为古时候的年号，也可以说是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所以，在新地名的命名过程中，要挖掘一些具有历史含义的内容，把历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比如河南省的博爱县和民权县，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民主、自由等时代精神引入地名文化当中，这时地名不仅承载传统文化，更是彰显时代价值，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地名文化所反映的城市品格影响地名的符号化和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地名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往往将复杂的地域文化统合起来，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形成体系，从而使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扩散出去，这其中体现出地名与地域文化，以及地名与地区民众密不可分的生态链关系。如华西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象征，小岗村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标志，而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则承载着人们对现代化和开放开发的追求。再看一些传统型地域，周口地区的七十二街是商业街的典型代表，具有自身的特色，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形成了对这些街道的主观认知，在社区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这种认知，最终将街道名称符号化，这些符号不仅指代的是街道的功能性指向，还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是地区形象的外在推广。

地名文化创新与城市文化创新同等重要。地名文化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转化为旅游资源而受到重视，表现出一种干预现实、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力量。在当今时代，地名已经远远超越了城市的空间内涵，而直接与城市精神或文化自性相关，即它已经渗透到城市经济、商业消费、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符号，是地域文化的“名片”，浓缩了地区形象和品牌，具有独特性。城市中的某些老地名，如老街名、老商铺字号名、名人故居等，已经转化成了一种象征符号，融入城市文化中。再如河南省洛阳市的明堂和天堂遗址是唐朝时期武则天处理政务的地方，上阳路命名源自武则天退位的上阳宫，厚载门街为纪念隋唐时期的城门—厚载门，这些历史地名的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促进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同样，天津意式风情区、五大道等地名作为租界文化的代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天津中西文化的交融共存的场景，展现了近代天津的繁华；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着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激励国人不忘历史，奋发图强。在未来的中西交流中，这些地名的历史记忆可以作为民众观念塑造的黏合剂，作为一种干预力量，影响民众的价值选择，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选择。

四、结语

挖掘地名文化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机制的理解，是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地名文化，使地名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重要基础。地名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分形与整体的关系。由于文化记忆作为相互关系的作用机制，具有认同和干预的双重功能，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构成地名文化中凝聚的文化记忆，成为推进地名文化变迁的建构性力量。作为一种结果呈现，地名文化也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地名是先民认识生存境况、把握生存环境、加强文化记忆、发扬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地名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场域。认真研究地名文化，熟知地名文化，增强实际工作中的文化底蕴意识和文化敏感性，对于处理城市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地名变化、选择、策划等问题，纠正盲目跟风“洋地名”，避免食洋不化，而吞噬中华文化基因，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当前，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地名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基本原则是“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实践证明，高质量萃取地名文化中富蕴的人文元素，开发地名文化中的文旅资源，丰富相关地理标志产品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吸引力，扩展产品的文化形象，提升相关产业的素质与效能。当然，这些深入日常生产生活中“日用而自觉”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推进文旅融合的同时，也在赓续文脉，厚植中华文化底色，并在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方面，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价值。